疏上，次年朝廷因命董其昌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修博征，录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书成表进，宣付史馆。时议论犹纷纭，李希孔因上《折邪议以定两朝实录疏》，《明史》卷二四六《王允成传》附《李希孔传》：
（天启）三年上折邪议，以定两朝实录，疏言：“昔郑氏（国泰）谋危国本，而左袒之者，莫彰著于三王并封之事。今秉笔者不谓非也，且推其功，至与陈平、狄仁杰并，此其说不可解也。当时并封未有旨，辅臣王锡爵盖先有密疏请也，迨旨下礼部，而王如坚、朱维京、涂一臻、王学曾、岳元声、顾允成、于孔兼等苦口力争，又共责让锡爵于朝房，于是锡爵始知大义之不可违，而天下之不我予，随上疏检举而封事停也。假令如坚等不死争，不责让，将并封之事遂以定，而子以母贵之说，且徐邀定策国老之勋，而乃饰之曰：‘旋命旋引咎，事遂以止’。嗟乎！此可为锡爵讳乎哉！且闻锡爵语人曰：‘王给事中遗悔否？’以故事关国本，诸臣稿项黄馘，终锡爵世不复起，不知前代之安刘、复唐者，谁扼王陵使之不见天日乎？曾翦除张柬之、桓彦范等五人而令赍志以没乎？臣所以折邪议者，一也。其次，莫彰于张差闯宫之事。而秉笔者犹谓无罪也，且轻其事，而列王大臣、贯高事为辞，此其说又不可解也。王大臣之徒手而闯至乾清宫门也，冯保怨旧辅高拱，置刃其袖，挟使供之，非实事也。张差之梃，谁授之而谁使之乎？贯高身无完肤而词不及张敖，故汉高得释敖不问，可与张差之事，造谋主使口招历历者比乎？昔宽处之以全伦，今直笔之以存实，以戒后，自两不相妨，而奈之何欲讳之？且讳之以为君父隐可也，为乱臣贼辈隐则何为？臣之所以折邪议者，二也。至封后遗诏，自古未有帝崩立后者。此不过贵妃私人谋假母后之尊，以弭罪状，故称遗诏以要必行。奈何犹称先志，重诬神祖，而阴为阿附传封者开一面也？臣所以折邪议者，三也。先帝之令德考终，自不宜谓因药致崩，被不美之名。而当时在内视病者，乌可于积劳积虚之后，投攻克之剂。群议汹汹，方蓄疑虑变之深，而遽值先帝升遐，又适有下药之事，安得不痛之恨之，疾首顿足而深望之，乃讨奸者愤激而甚其词，庇奸者借题以佚其罚。君父何人，臣子可以侥幸而尝试乎？臣所以折邪议者，四也。先帝之继神庙弃群臣也，两月之内，鼎湖再号。陛下孑然一身，怙恃无托，宫禁深閟，狐鼠实繁，其于杜渐防微，自不得不倍加严慎，即不然，而以新天子俨然避正殿，让一先朝宫嫔，万世而下谓如何国体，此杨涟等诸臣所以权衡轻重，亟以移宫请也。宫已移矣，涟等之心事毕矣，本未尝居以为功，何至反以为罪而禁锢之，摈逐之，是诚何心！即选侍久侍先帝，生育公主，诸臣未必不力请于陛下加之恩礼，今陛下既安，选侍又未尝不安，有何冤抑而汲汲皇皇为无病之沉吟。臣所以折邪议者，五也。抑尤有未尽者，神祖与先帝所以处父子骨肉之际，仁义孝慈，本无可以置喙。即当年母爱子抱，外议喧哗，然虽有城社媒孽之奸，卒不以易祖训立长之序，则愈足见神祖之明圣与先帝之大孝。何足讳，何必讳，又何可讳？若谓言及郑氏之过，便伤神祖之明，则我朝仁庙监国危疑，何尝为成祖之累？而当时史臣直勒之汗青，并未闻有嫌疑之避也！何独至今而立此一说，巧为奸人脱卸，使昔日不能置之罪，今日不容著之书，何可训也！今史局开，公道明，而坐视奸辈阴谋，辨言乱义，将令三纲紊，九法灭，天下止知有私交而不知有君父。乞特敕纂修诸臣，据事直书，无疑无隐，则继述大孝过于武、周，而世道人心，攸赖之矣。”诏付史馆参酌，然其后卒不能改也。
（十四）光宗
《明史》卷九七《艺文志》二：
《光宗实录》八卷，天启三年（1623）叶向高等修成，有熹宗御制序。既而霍维华等改修，未及上而熹宗崩，至崇祯元年（1628）始进呈，向高原本并贮皇史宬。
《明熹宗实录》：
与《神宗显皇帝实录》同修，仍命英国公张惟贤为监修官，吏部尚书叶向高、户部尚书韩爌、礼部尚书史继偕、何宗彦、朱国祚、侍读学士顾秉谦、朱延禧等为总裁官，侍读学士林尧俞、郑以伟、周如磐、钱象坤等为副总裁官，与纂修官张鼐、周炳谟、董其昌、来宗道等同纂修。至天启三年六月乙亥书成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