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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死了，我的县长父亲死了。
我和我母亲的眼眶里本来早已蓄满了悲痛的泪水，但是面对突如其来、铺天盖地、巨浪排空的有关父亲事迹的宣传和巨大荣誉，我们都蒙了，甚至有些不知所措。我们适可而止地、恰到好处地终止了眼泪的流淌。既然父亲的死有着如此深邃而特殊的意义，我们悲痛欲绝的样子显然与父亲的荣誉不协调。母亲像电影里的革命妈妈那样对我说：“孩子，我们必须坚强起来。”母亲的这句话，很快又被写进了宣传材料和新闻通讯里，成为死者家属的一种姿态和崇高。
用县委、县政府联合下发的《关于向领导干部的楷模秦百源同志学习的决定》以及县委书记邱伯伯在悼词中的讲话，就是秦百源同志的死，使清谷县政府班子失去了一位好班长、好兄长，使全县各级党政领导和全体干部失去了一位好领导，使清谷县六十万城乡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使秦百源同志的亲属们失去了一位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秦百源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已经成为我们广大干部群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关于父亲的精神，组织上总结了八种，譬如他廉洁奉公，服务群众，是广大党员干部的楷模，等等等等，不一而足。父亲的死，在我们全县、全地区乃至全省影响很大。
关于父亲的死，所有的宣传品中频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父亲几十年如一日，常年带病坚持工作，积劳而死的。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很让我们感到温暖而又舒服的结论，这样的结论让我们心里感到妥帖而踏实。作为一个思想尚未成熟起来的少年，我的思想境界肯定和大人是有距离的。每每想到父亲的死，我的大脑就有些膨胀，有一种要炸裂的感觉，大脑的屏幕上充斥着一望无际的白色，这样的白色翻卷着、扩散着，像幔帐一样吞没了太阳和苍穹，吸纳了山野、村庄和河谷，使整个的世界像铅球一样沉入到了巨大的棉絮之中，天地之间呈现出一种巨大的空洞感和虚无感。那是一场大雪灾的景象，雪灾在我们西部高寒阴湿地区几乎年年都要肆虐一番，但是那年的大雪灾实在太罕见了，用广播、报纸上的话说，那是一场几十年未遇的大雪灾。父亲就是在那场大雪灾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那场大雪整整下了七天七夜。用老家尖山乡老百姓的话说，那哪是下啊，简直就是成千上万的人站在天边，一筐一筐地往下倒。雪片儿都不像雪片儿了，密匝匝的，席子一样。我想起了我们课文里边塞诗人岑参描写大雪的一句诗“燕山雪花大如席”。这里不是燕山，是陇山。据说落雪当天，父亲就被迫躺在了尖山乡卫生院的病床上。乡卫生院的条件实在太简陋了，作为全县最偏远的乡卫生院，条件不可能不简陋。火炉子烧得很旺，激烈的火舌吞噬和消灭着从门缝儿里冲进来的寒流和冷气。乡卫生院的头头和有关部门的领导都不说话，眉头都紧锁着，围在火炉子旁边取暖。窗外，风像鬼一样地刮着，雪下得也像鬼，没完没了。透过镶着一半玻璃糊着一半报纸的窗子，能看到对面的山山卯卯已被大雪吞噬得隐匿了原形，整个世界纯净得有些虚假、夸张。所有的树冠都被银装素裹了，只剩下隐约可见的长长短短的树干，像没有燃烧完的香蜡，死寂般地在寒风和大雪中伫立着。父亲紧紧地捂着腹部，豆大的汗珠在前额、两鬓上翻滚，父亲问：“可以走了吗?”见父亲醒过来了，所有人都围了上来。父亲的秘书小苟叔叔赶紧说：“放心吧!秦县长，县委邱书记刚才来了电话，已经指示县第一人民医院做好了一切手术准备，您一出山，马上实施手术。”
“那，什么时候才能出山呢?”
“雪稍一停，就马上出山。”
“气象预报怎么说的，这雪，到底什么时候停呢?”
苟叔叔窘了一下，但是脸上照样显得平静而稳定，这是秘书特有的沉稳和老练。苟叔叔说：“县里在电话中说，通过向气象部门了解，这雪下不长，马上就会停的。”
父亲“哦”了一声，什么都不再说。他实在是太疼了，用前额紧紧地抵着床头，牙齿咬得嘎巴嘎巴作响，又像是昏迷过去了。院长赶紧亲自上阵，给父亲注射了止痛药。
大家都理解了苟秘书的用心。雪，看样子一天半天是停不了了，气象部门不可能糊涂到如此混蛋的地步，既然县里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那么，唯心的欺骗就是对父亲最具实效的安慰。
父亲那次是去几个偏远乡镇检查群众冬季生活安排和慰问困难家庭的。父亲总是这样，每年元旦前，他都要亲自出马，带上农业局、农牧局、水利局、民政局、扶贫办等涉农部门的领导，到一些最贫困的乡镇跑一跑，这样他才踏实一些。我们老家尖山乡是全县最偏远的一个乡，山高，路远，沟深，他更是要去的。记得有一年冬天农民开山采石毁坏了盘山公路，父亲的车队受阻，父亲本来执意要步行到几个乡走走，但是考虑到部门领导中有几位已经年过半百，陪着他累坏了身子骨就得不偿失了，只好折了回来。我们家的那个年过得一塌糊涂，父亲长吁短叹，烟不离口。母亲知道他牵挂着老家的那些山民，就说：“过完了年，你再去看看不就得了。”父亲说：“过完年我再去看他们，有什么意义，我放心不下的就是他们的年啊!”我家过年没有在县政府的家属楼里，而是提前搬到了县政府招待所，父亲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躲那些以拜年为名义前来行贿的人，父亲刚当上县长那年的春节，前来拜年的人拎着大包小包，络绎不绝，几乎踏破了门槛。过了正月十五，我听见父亲对母亲说：“他妈的一个春节就收了八十万元，这帮狗日的的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偷偷交给扶贫办算了。”母亲说：“你为什么不交给纪检委呢?”父亲说：“你简直是女人见识，交给纪检委，我红了，但那些行贿的都黑了，我工作上还得靠那帮王八蛋呢。”正月里的招待所本来就很冷清，与外面的爆竹声声和烟花四起形成强烈的反差，而父亲的情绪使我们的年更加的黯淡而无聊。我那时就想，父亲当什么破县长啊，不如当乡长时让我们快活。这次，父亲的车队利用四天的时间，昼行夜宿，一连跑了银岭、卧驴梁、东柯寨、九十里铺等七个偏远乡，最后才到了尖山乡。父亲有个习惯，不管是下乡检查三秋生产、夏粮征收、农田基建、访贫问苦还是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刮宫引产，他总是要去尖山看看，这让尖山乡的父老乡亲感激涕零：“咱尖山，几千年就出了一个县太爷啊……”车队尚在九十里铺乡的时候，雪就已经下起来了。按当时的现实情况，完全可以打道回府的，当时民政局局长就提醒父亲：“秦县长，是不是可以回县里，雪如果下傻了，封了山，我们就都回不去了。”这样的教训不是没有过，经常有这样的事情：有些部门深入到路陡坡大的偏远乡检查工作，一旦大雪封了山，再牛的小车也趴在那里动不了窝，只好让乡干部陪着打打猎、或者玩玩麻将，等待天晴了雪化了路面干净了再打道回府。父亲当时迟疑了一下，说：“那，是不是，尖山乡可以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