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0)
随着教育的普及，韩国人的参政意识、参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他们用韩国人特有的不屈不挠精神去争取民主，为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大声呼号。虽然人口比中国少很多，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他们流的血却是中国的许多倍。在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中，即使面对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军警和强烈的催泪瓦斯，人们仍然猛冲而不会退却。经过民众的牺牲和一些开明的政治领袖的顺应潮流，使韩国幸运地比较顺利地由权威型政治转变成了民主政治。
社会进步使韩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60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是世界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爱说空话、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厚颜无耻、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
韩国人自己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的缺点：
缺乏独立精神、懒惰和不劳而获的愿望、缺乏开创精神、缺乏进取精神、可恶的自私自利、荣誉感的缺乏、缺乏良好的判断力。
他举出“人民的缺点如逍遥自在、趋炎附势、游手好闲、奴才主义，以及依赖别人的恶习”。
他宣布：“我们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不幸的遗产：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浪费、混乱、懒惰、不诚实。”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朴正熙的目的大部分都已经达到了。韩国人现在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从厕所的变化看改造民族性
（一）
厕所是个被谈烂了的题目。外国人谈，中国人也谈，出国回来的中国人更要谈。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出现了一种“比较厕所学”，厕所被当成了中西文明的一个文化表征。有人从北京人早上边排队上厕所边聊天解读东方的日常生活伦理，有人从中国公厕的开放性解读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意识，有人从中外厕所的外表差距解读中外文化的“象征意识”和“实用意识”的差别。
近几年来，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谈韩国厕所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乎每篇访韩游记中都要提一提韩国的“化妆间”。2000年一位游客在游记中写道：
汉城的公共设施很完备，最感慨的是公厕。不要说宾馆饭店的厕所，就是小到只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我没有见过有收费的厕所，但所有公厕都提供卫生纸洗手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所的厕所简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厕所称为化妆间，真是名符其实，我在那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描眉画目。
厕所在这里成了衡量中韩差距的一把尺子。不少去过韩国的人都说，“韩国人是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是个极重整洁的民族”。“韩国人连扫大街的都非常干净”。自然而然，厕所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进行解读。
厕所确实是中国人自卑的原因之一。外国人到过中国，印象最深的除了长城、故宫的辉煌，也许就是中式厕所的恶臭了。不少老外把对中国厕所的印象形诸文字，许多次地被《参考消息》转载回来，让中国人无地自容又无可置辩。
正因为厕所作为一个事物之小，之不重要，所以才最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处处不如人”，说明了“中国人素质低”，这个小小事物雄辩地定义了中国的落后，给中国人的自卑感提供了一个最直观的依据。厕所成了一个隐喻，从厕所出发，我们可以引申到中国人随地吐痰，中国城市脏乱差，可以引申到中国人不遵守交通秩序、没有公德心，甚至可以引申到水土流失，环境破坏，引申到假货横行，贪污腐败……似乎“厕所”是民族性的最佳解读角度。结论大致是，只有当中国文化的“总病根”被彻底挖出斩断，中国人改变了“民族性”，中国的厕所才能彻底没有臭味。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11)
（二）
厕所确实具有极强的象征力。
一百年前，中日韩三国农村的厕所处于同一水平。都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放两块木板。
一百年后，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新式便器，便后它会自动喷出温水把人的屁股冲洗干净，然后再进行烘干。日本人的厕所简直跟闺房一样，里面不仅芳香扑鼻，还像工艺展览室一样放置着各种花束等装饰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韩国开始在厕所里采用水冲设备。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接近于日本厕所的卫生水平。而且，韩国人还独出心裁，把厕所的名字改为化妆室，引起中国人的阵阵惊慕。农村经过新村运动，也基本都用上了现代化厕所，不过，在边远地区，个别地方还在使用旱厕。
而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许多高级厕所比日韩还要豪华。但是，在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和一百年前一样，没有丝毫变化。
在这里，厕所反映出同是东亚文化圈三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速度。
（三）
其实，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厕所比较学会得出另一种结论。
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鲜使臣队伍从平壤出发，奔赴承德，代表国王去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行走在队伍中的一个叫朴趾源的读书人使这次出使被历史记住。秀才朴趾源文笔优美，学识丰富。他对文化母国中国充满了兴趣。回国后，他把所见所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一书。这本书从一个朝鲜人的视角，观察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热河日记》的心态和现在出游欧美日本的中国游客的心态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毫无保留地赞美他所遇到的一切。在朴趾源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就如同现在的美国和日本，先进发达得无以复加。
刚刚跨出国门，朴趾源就对边境对面的中国城镇大加羡慕。“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巷平直。两沿若引绳然，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摆列器皿皆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
穿着麻质服装的传统家庭样式。
朴趾源突然心情大坏，竟想立刻转身回国。“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径还，不觉腹背沸烘”。原来，他受不了中国的先进与落后的朝鲜的巨大反差。“此妒心也”。他怕自己再继续前行，会更为自己国家的落后而痛心。他知道，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边境小镇，“天下之东尽头”，再往前，让他惊讶的东西会更多。
路上遇到普通农家，也要赞美一番：“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猪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庤亦精丽如画。”
朴趾源赞美中国的“粪庤”说：“粪溷，至秽之物也，为其粪田也则惜之如金，道无遗灰，拾马屎者奉畚而尾随。积庤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为楼台之形，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
恐怕从来没有中国人用“精丽如画”这个词形容过“柴堆粪庤”。
住在小镇上，他抓紧时间出门游览，结论是这个小镇“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廛连互辉耀，比雕窗绮户，画栋朱栏，碧榜金扁，所居物皆内地奇货。”
这个敏锐观察者的结论是中国处处是完美，几乎每一点都比朝鲜优秀。在当代知识分子看来到处繁文缛节陈规陋习的满清在他看来却是“中国万事莫不简便而无一冗费”。他认为朝鲜必须迅速全面地学习中国，才能改变落后面貌。
113年后的1893年，中国已经陷入极度衰弱之中，在列强的凌辱之下毫无还手之力。然而此时比起朝鲜，仍然领先很多。那一年秋天，中国的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他把所见所闻也写了一本日记，笔下所记几乎全是朝鲜的落后面貌。
一入朝鲜，当地知府就率卫队出来迎接。“其队伍仍古制，用火枪，尚逊中国鸟枪兵，衣较笨。府城墙高不过八尺，皆乱石堆砌，楼堞颓坏，内无街道，民居错杂，住低小草房，门前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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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段描写，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百年前朴趾源对中国城镇那样惊慕了。
不久，知府摆宴相请，“人一小桌，器用铜质，腥闻不能入咽。”
几天后，他到了富宁府。“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可憎可怜。”
朝鲜之游给聂士成留下的印象是朝鲜的贫穷，朝鲜男人的懒惰，朝鲜上层社会的拘泥古法，不思进取，不敢变通。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观念已有所变动，开始向西方学习，兴起洋务运动。而朝鲜还坚持闭关锁国，对外界不闻不问。
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和聂士成一样，认为这个国家毫无希望。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驻朝总领事希利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观点，可以说同对这个国家有任何体验者的观点一样，设计任何计划留给朝鲜人去贯彻都是白费时间。腐败太泛滥，以至于没有丝毫改善的希望。”
甚至直到1961年，韩国看上去仍然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处于世界上最贫穷和政治最腐败的国家之列。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韩国比中国还要穷。美国人说，他们看到的韩国是个“无底的，无希望的深渊”。
现在，中国人到了韩国，正犹如三百年前朴趾源到了中国，处处留下惊叹和赞美，并且和朴趾源一样，深为本国的落后而痛心。
朴趾源到了中国，惊讶于中国城镇的整齐富丽。而如今人们到了韩国，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韩国的干净。
“与北京明显不同的是，汉城的街头没有我们这里享受惯了的纷扬的灰尘和污染的气流。眼见之处，除了真正可称是纤尘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绿的草坪。蓝蓝的天空如同刚刚水洗过了一般，洁净清爽；白云悠悠，似天马行空。”
朴趾源赞美中国普通人的素质高，现在是中国人赞美韩国人：
“社会风气好得使你不好意思不给老人让座。遵守交通法规也形成了风气。没有随便穿马路的，大家都在斑马线前等小绿人灯亮起来才走。”
聂士成叹惜朝鲜人的懒惰，而现在人则赞美韩国人的勤奋：“据说，从街头行人的步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人的勤奋和对时间的珍惜程度。在亚洲，东京街头的步速比欧美人快得多，但香港人匆匆忙忙的身影又把日本比下去了。但据观察，韩国人的步速比香港人还要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的韩国人跟日本人以前一样，努力工作。”
1446年朝鲜颁布的《训民正音》
如此排列，让人有天晕地转，时光错位之感。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几十年间，韩国与中国间的领先与落后地位完成了戏剧性的转换。仅仅二百年前，起码在东亚，中国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典范。中国人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脏、乱、差”，韩国人并不是一直比中国人干净，所谓“韩国人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在环境卫生方面是中国人的模范”也不过是经济起飞之后的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厕所或者粪堆与“根性”、“民族性”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截了当。
从历史的角度对比一下中西厕所文化，会更让人大跌眼镜。
读到“欧洲”这个字眼，我们就会想起古老的城堡，如茵的绿草，想起西方古典文学里描写的西欧宫廷里的大理石地面，镶金廊柱，枝型炷台，想起王子与公主们气势恢弘的盛大舞会。且慢，先让我们读一段1589年印刷的《不伦瑞克的宫廷规矩》：
“每一个人，无论是谁，无论白天黑夜，饭前饭后，都不能在走廊里，居室内、楼梯上或者螺旋形的石阶上随便解手或乱丢污秽之物。”
原来，西欧宫廷的金色大厅里，大理石地面上，一不小心，你有可能会看到一堆大便。试想，如果一个中国人在明朝中期出访欧洲，在国王的宫殿里发现随地便溺的痕迹，他会惊讶到什么程度：肯定会比今天进入中国旱厕的欧洲人更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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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1731年欧洲还在随地大小便。那一年出版的一本《骑士风度的伦理学》中建议读者，“从一个正在解手的人身旁走过时，应当装没有看见。向这个人打招呼是有悖礼貌的。”
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的厕所也领先了欧洲起码两千年。中国厕所落后于欧洲，不过是近二百多年的事。上推二百年研究“比较厕所学”，我们会得出一系列与现在完全相反的结论，也许会导致欧洲人猛挖自己身上的“劣根性”。欧洲人的洒着香水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是在他们通过工业化富了之后的事。在那之前，他们不但随地大便，而且还往桌子上吐痰呢！
中世纪的欧洲《礼仪书》中说：
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飞过桌子。
1774年，欧洲的《礼仪与基督教礼貌守则》中说：
我们再也不能原谅那些把痰吐到窗外、墙上或者家具上的人。
至少到那个时候，我们比现在的欧洲白人要文明得多。我们的老祖宗再不争气，也绝对不会把痰吐到桌子上。
穿着传统韩国服饰的一家三口
（四）
如此广征博引，并不是要证明中国厕所臭得有理，中国人随地吐痰光荣。我想证明的是，中式厕所、随地吐痰、脏乱差，或者“缺乏公德心”、“不守交通规则”、乃至“忍耐”或者“缺乏精确性”，都不是中国人特有的根性。
事情其实一目了然。
人穷志短。一个民族在困难的时候容易自卑。中日韩三国在开国之初都被认为是缺乏公德心的社会。津田左右吉在1916年在《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国民性中“公共意识不发达”。韩国教育家金在恩也曾经说“韩国人的心灵深处潜藏着权威主义、利己性、无秩序主义等等”。
韩国人在亡国于日本的时候，也痛思本民族落后的根性，写出了一本《民族改造论》，呼吁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再造韩国。梁启超也在《朝鲜灭亡之原因》等文章中对韩国人的性格大加鞭鞑。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韩国人还自认为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到了七十年代，经济起飞之后，韩国人就开始挖掘自己身上优于其他民族的地方，得出的结论是韩国人的国民性是世界上最好的。
同样，日本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在臭骂自己的文化，到六十年代末日本经济崛起之后，一部分日本学者便开始吹嘘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强调，日本之所以经济成功，是因为日本人的儒教文化与中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韩国人如今痛斥中国球迷的不文明行为。实际上，中日韩三国的球迷看球都有过乱扔垃圾的习惯。最早是日本球迷从西方学到了退场时带走垃圾的良好习惯。然后是从来不向日本人服输的韩国人也开始这么做。
一个民族要发展，就要有长远眼光，有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正确判断和基本自信。只有跳出把一切都往民族性这个筐里面装的心理定式，才能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才能避免文化自卑或者文化自大。这样，发展才有立脚点，看问题才能看得清楚。不然的话，病急乱投医，把溃疡当绝症治，恨不得换心换肾换肝换肺，把自己的一切都换掉，结果只能是丢失了自我，变成一个没有根基的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就如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一样，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民族性的形成有多种因素。有地理因素，气候因素，文化因素，还有制度因素。民族性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比如在封建时代，韩国人的保守忍耐是出了名的，而在现代史上，韩国人争取民主时表现出的斗争精神也是举世闻名。因此，民族性中我们可以分解出可以改变的部分，不可改变的部分，或者说需要改变的部分和不需要改变的部分。在可以改变的部分中，又有容易改变的部分和不容易改变的部分。比如韩国人的急性子可能就不好改变。
中国人国民性中主要的负面成分，是由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或者我们应该重新定义某些“劣根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懒惰，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没有原则、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而诸如“团结、合作、爱国、清洁、开放、学习”之类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要求。两千年来基本停滞不前的中国与近几百年迅猛发展的西方猝然相遇，自然会感到撞击的巨痛。从后现代化的欧美日韩，看前现代化的中国，就如同把参天大树和一颗刚刚发芽的小苗做对比，其差距自然触目惊心。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并没有落后的专利，欧美也不是注定永远先进。谁能说，领先了世界几千年的中国不会再次领先呢？那个时候，是不是又要挖掘中国独具的“优根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