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7)
朝鲜国土面积狭小，只相当于中国一省，地理环境比中国还要封闭，几千年来逐渐形成了单一民族。由于地理接壤，朝鲜人的性格气质与中国东北人相近，都是粗朴豪爽，刚强不屈，并且由于半岛和山区的封闭性，朝鲜人形成了特有的固执坚定。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变故，有过很多次的逆来顺受。所以，中国人经验丰富，深通妥协的智慧，善于随机应变，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朝鲜自古与外界交往不多，历史简单得一张纸就可以写尽，所以民族性格中保留了许多上古遗风，血液里还残存着游牧于阿尔泰山时代的凶悍野性。
从汉末到清末的两千年间，朝鲜屡遭外族入侵，但却从来没有接受过异族的全面直接统治。他们在危险和挑战面前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直接抗争，并且总是从自己的倔强刚强中得到回报。公元612年，好大喜功的隋炀帝率领水陆两部共130多万人浩浩荡荡远征朝鲜。这个数字几乎和当时的朝鲜全国人口差不多了。当时，隋朝正值全盛，四夷宾服，汉朝版图全部恢复，只有这个小小的朝鲜还没有屈服，以如此巨大的兵力来征讨此弹丸之地，每个隋朝人都认为易如反掌。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朝鲜人的最佳选择当然是俯首称臣。然而朝鲜人却不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选择了“以卵击石”，并且居然凭借难以置信的顽强，硬是在辽东城和平壤城前挡住了隋军，隋军损失惨重，大败而回。
隋炀帝恼羞成怒，他倾全国之力，再三再四挥兵东指，然而，还是不能深入朝鲜一步。隋朝因为远征朝鲜而耗尽国力，不久灭亡。
时隔二十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唐太宗又率兵来到平壤城下。他不相信朝鲜人像传说中的那样顽强，他认为隋朝的失败是因为隋炀帝的无能。这个十八岁起兵所向无敌的皇帝希望自己为中国挽回面子。然而，同样是三次远征，同样是三次惨败。
朝鲜人就像一把没有弯折过的钢刀，一次次的反抗像一次次淬火，结果是使这把刀越来越锋利。面对外族，他们没有中国人这样深刻的屈辱记忆和心理伤害。所以他们不懂什么叫“屈服”、“隐忍”、“大度”、“圆融”。他们只知道“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虽然经过了千年死气沉沉的封建统治，他们的血性并没有消磨，他们的骨头一如既往的硬。当他们在二十世纪醒过来之后，这种刚健立刻化为经济建设中的奋斗精神，化为体育场上的拼搏意识，化为国际交往中的强硬不屈。
（三）
韩国人和中国人另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认真一个不认真。
几千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一直领先于朝鲜。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普及，经济发达，社会流动性大，人际之间的竞争也就非常激烈，中国人在这种磨练中变得越来越精明。而朝鲜社会长期经济十分落后，文化也不普及，普通百姓长期处于闭目塞听状态，所以社会成员受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较小。正像中国边远地区的人们通常都比较淳朴自然一样，朝鲜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自然本性。
中国人的信仰可虚可实，可进可退。在号召和呼吁时，是堂皇正大的礼义纲常，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又常常迂回前进，紧贴利益。在中国，能够通达权变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历代伟大的君主或者杰出的大臣都是深通阴阳两道的人物，他们一手紧握道义，一手紧握利益，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进退自如，功成名就。在中国，真正严格信奉儒学的只有读书时的知识分子和道学家。读书人一旦走入社会，就学会了“变通”，不再做书呆子；而道学家则历来是被人嘲笑的对象，“道学”两个字成了骂人的代名词。至于普通百姓，则从来没有理会过那些天理人欲的大道理，他们更多是遵照习俗活着。
韩国人祭孔图
而朝鲜人则远比中国人心实。他们不懂什么叫融合、迁就。朝鲜佛教远不如中日两国发达，因为朝鲜士人既然接受了儒学就要彻底放弃佛教。在儒学传入朝鲜后，儒教与佛教之间发生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把佛教彻底赶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韩国学者黄秉泰称韩国的儒学类同于“原教旨主义者”，坚持学说的绝对纯洁，毫不走样。黄秉泰说：“由于继承了朱熹理学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体系，韩国儒学一直忠实地搬用它，并严格地奉行它。”“它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韩国的理学虽然来自中国，但它却比中国的理学更为周密、更为正统。”古代朝鲜的读书人普遍都“认死理”、“读死书”。他们紧抱朱子学说的教条不放，并且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都到书上查根据。在他们的带动下，程朱理学在朝鲜被世俗化了，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准则。现代儒学家杜维明教授指出：“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8)
（四）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第三点不同是一个急躁一个从容。
韩国人的褊急性格是举世闻名的。到了韩国，你会发现韩国人最常用的口头语是“快点快点”。韩国人什么都快，走路快，开车快，经济发展快，当然盖好的大楼有时候倒的也快。韩国人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耐性，考虑问题容易偏激片面。
而中国人的慢性子也是闻名遐迩。在中国，政府官员的首要素质就是“成熟稳重”，什么事都要“研究研究”。中国人看问题最讲究全面辩证，四平八稳。麦喜温说：“中国人的另一个长处是悠然的态度。中国人来访时，无论让他怎么等，他都不会生气。神经麻木、悠然和韧性的结果使中国人总能达到目的。中国人认为发火是白耗体力。”
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和历史。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一片云彩过来，全朝鲜都要下雨；国王的命令，第二天就能得到回应。由于历史简单，文化较浅，对挫折的记忆不深，朝鲜人也很少有中国人那样患得患失心理。
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这就像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在资讯时代以前，一个消息从中国一端传到另一端，往往需要数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皇帝的命令，即使是十万火急，用六百里快马日夜兼程地传递，等到了目的地，也可能成了明日黄花。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覆水难收。庄子在几千年前就对此有明确的见解，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经不起折腾，否则就会像煎小鱼一样，翻腾几下，这条小鱼就碎了。
由于这种庞大，使得历代中国政治家的大脑不堪重负。于是，他们选择了偷懒的办法，什么事都一刀切，什么事都按旧例来。遇到矛盾的最佳选择就是搁置起来，不予处理。于是问题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畸形。黄仁宇老先生一再痛切中国没能实行“数目字上的管理”，其实就是由于手工时代，“数目字上的管理”根本无法应付中国的巨大和复杂。所以，科学理性的管理最终在西欧小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发芽发展起来，并且在韩国这样的小国被迅速应用，而中国至今仍然不得不借助一刀切的老法宝。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停滞，中国人的工具理性缺失，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和忽视精确，都与中国的体积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的另一面。
（五）
由于以上几点原因，韩国人和中国人相比，恰比少年之于老人。
中国人习惯喝茶，越烫越好，一壶茶可以消磨一个下午。韩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喜欢喝凉水，即使是大冬天，也是一扬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
中国曾经大富大贵过，也曾经几度败落；中国有过长时期的天下太平，也有过记不清的暴政、混乱、灾难。在漫长的历史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在中国发生了。中国人实在是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民族，所以他们也积累了最丰富的生存智慧。中国太老了，他退尽了火气，磨光了锐气，一切都不相信，一切都别太认真，一切都慢慢来，一切都四平八稳，全面辩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而韩国人则如同一个未经多少世事的少年人，还没有被世事磨去棱角，还没有失去自信的能力。他血气方刚，身手敏捷。
西方炮舰的重击惊醒了睡梦中的中国。屡遭重创之后的中国慢慢清醒，开始了自强过程。由于头脑长久不用，关节锈得太死，一生积习太深，所以自强的过程异常艰难痛苦。在迫人而来的形势面前，中国的举动显得过于迟钝，软弱无力并且犹豫不绝。他时时刻刻摆不脱过去的经验束缚，动不动就习惯性地想走老路。在一再的打击下，他彻底丧失了自信，从原来的极刚愎顽固一变而为极懦弱自卑。他环顾自己家里，觉得样样不顺眼，处处不如人。于是把自己的旧家底起名叫“四旧”，一把火烧光，一点点地搬进西方家具。可是由于房屋格局和西方不同，洋式家具怎么也放不下。于是“对付”的老本能又发挥作用，折掉一条腿或者去掉一扇门，甚至把电冰箱当成大衣柜使，弄得不伦不类，还起名叫“中国特色”。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如何改变国民性(9)
环顾整个世界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老大中国更曲折、更艰难、更痛苦。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认定文化是罪魁祸首，一再为选择什么样的新文化而不断争吵，长期陷入主义之争的泥塘而不能自拔。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儒教文化和优良传统，被我们当成“封建”扔得差不多了；然而几千年形成的顽固积习，直到现在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身上。这一事实让我们再一次看清，“文化”和“民族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文化”是一种观念，而“民族性”则是一种习惯，一种更多属于下意识的东西。就像挖鼻孔一样，观念上明知不雅，可有时手指不知不觉就循着快感伸了进去。
在1840年中国惊醒的那一刻，朝鲜还在中国的身边睡大觉。中国都开始洋务运动了，朝鲜人还没有醒。直到被日本人吞并了，韩国人才猛醒过来。
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老人和少年的反应当然不同。
韩国人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刚刚经受的耻辱像火一样每分每秒都在烧灼着他。急躁的性格让他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
由于政治环境和急切性格，韩国人幸运地没有陷入“主义”之争，他们另辟蹊径，务实地选择了经济发展这条道路。
韩国人的顽强和刚烈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他在现代化过程中用极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几千年养成的惰性，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决绝去改变自己旧日的生活习惯。他说到做到，雷厉风行。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闪电般地夺取了政权，用铁腕结束了韩国独立后十多年间的政治软弱和社会混乱。朴正熙给韩国政府注入了一种强烈的军人气质。他推行“更生”政策，对腐败的旧政府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大批年轻军人掌握了政权。在此后十多年间，他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败运动，禁止官员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他一次又一次数量惊人地清洗哪怕有轻微腐败的官员，用专制手段建立了一支唯意志力和清教徒精神的官员队伍。
在其他后发展国家，腐败的集权官僚队伍都是社会进步的最顽固障碍。而朴正熙却借用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传统，用官僚集权专制，把全国组织成了一支发展经济的军队。韩国人的服从意识、秩序意识、集体意识、等级意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韩国公司都有点像军事化组织，要求雇员剪短头发，穿灰色制服，左胸口袋上写着姓名标志，还使用许多军事术语式口号，如“工业战士、边建设边战斗”、“出口战”、“占领100亿美元出口高地”等。企业家把员工的思想统一起来，使他们像孝敬父母一样忠于公司，使他们能忍受恶劣的条件，在低收入情况下加班加点。
韩国人的急性子和勤奋是经济发展的内燃机。1960年以前，韩国人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懒惰的民族。然而现在，韩国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出现在世界面前。韩国人的步速世界第一，比香港、东京还要快。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的韩国人都自愿加班加点工作，不要加班费。结果，仅仅几十年，韩国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第十一个经济大国。
韩国人的认真专注，一丝不苟，使他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从不应付苟且，而是做就要做到最好。十几年前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嘲笑韩国的汽车想打入美国的想法。而今天韩国的汽车产量超过百万辆，大宇集团的汽车就定下目标每年45万辆出口到美国。韩国手机起步很晚，然而短短几年，三星手机就在世界手机市场占据领先位置。
经济发展所收获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朴正熙用铁腕手段去打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整个政治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官僚机构由过去抑制社会活力的工具变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现代型管理机构。改变了“官本位”、崇尚“主义”、“空想”的社会风气，创造出尊重科学、理性和个性以及重视实利的社会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