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主任死了不久，我接到竹安从南非打来的长途电话。
我在德班，他说。
天呵，你怎么跑非洲去了？我惊讶极了。
你别问，听我说。钟夏，我五月三十日去不成上海了，中国使馆不给我签证。
为什么？你怎么会被拒签？
说不清楚。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电话里不大好讲。
那么——，完蛋了，我们见不成面了。我一下子沮丧到了极点。
我后天就要离开这里去约翰内斯堡，会逗留很久，所以可否请你把信寄到约堡？
真的没希望了么？不能再去试试？我执拗地不肯接受这个事实。
我也没办法。听我说，德班是一块美丽的土地，有金色的海滩，长空万里……
第二天下午，我去邮局，按竹安说的地址，把信寄到了约翰内斯堡。
这封信发出去了好几天，我才迷迷糊糊地想，竹安到南非去做什么？那里在搞总统大选，街上整天发生爆炸案，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忙得焦头烂额，他去干什么呢？我不相信新加坡福瑞广告公司还会在非洲有业务。
六
雨季长得让人看不到尽头。我在这漫长的雨季学着忘记竹安。
余重在淫雨霏霏的梅雨天里特别沉默。
我们那个用木板钉起来、涂了一层油漆的简易书架上堆满了东西，再也没有能插手的地方。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整理，这种事他是不会做的。
我把一大堆书报杂志摊在地上，然后蹲下分类，不一会儿就腿都蹲麻了，干脆坐地上了。
你就不会帮帮忙？我一累就离发脾气不远了。
余重很识相，他大概宁肯帮我干活，不愿听我唠叨。
一个旧的笔记本掉在地上，里面散落出几张旧门票。我拾起来看看，那是杜甫草堂的，乌龙寺的还有两张峨嵋山的缆车票。那是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和余重一起去四川玩，他帮他小舅舅“对缝儿”，从国外往国内倒医疗器材，谁知道是洋鬼子的二手货还是假冒伪劣，反正低价买进，高价售出，投机倒把的基本法则。但我当时对这位国际二道贩子男朋友确实刮目相看，虽然他折腾两个月赚的钱除了付电话、电传费，也就够我们俩不太铺张地旅游一趟，去个四川还连九寨沟都没去。
我犯了—会儿呆，拾起那些长长短短的门票要撕。
别撕！他一把抢了去。
有一天柳吉来找余重看电影，余重没去。柳吉坐着聊了一会儿，我不太热心，余重也没怎么说话，她有点讪讪地起身告辞。我送她到门口，转身站在阳台上，看着柳吉美丽而孤单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拐弯处。外面雨下得挺大，她独自一人撑着伞走在雨里。而我和余重，坐在干净舒适的房间里，我回头撇了余重一眼，他正好也在看我。
婚礼举行的前一个礼拜，我犹豫再三，还是打电话告诉了章竹安。他早已经从南非回到了新加坡，现在人在菲律宾。我一直对这位福瑞广告公司代理人的飞来飞去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也许是由于我身为井底之蛙的缘故。竹安每到一地都会打电话给我，联络的最大意义似乎就变成了行踪报告，单纯的电话联系变得空洞而失真。
竹安在马尼拉听说了我的婚讯说：我能理解。
隔了一会儿，他又说：游戏结束了。我撤退。我绝不纠缠。然后哈哈大笑。
从那以后，我再没章竹安的任何音讯。我不知道他到底还在不在新加坡，后来还来没来过上海。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我甚至怀疑他还在不在人世。我几次想向余重打听一下章竹安的下落，他们本来就认识的，余重在我认识章竹安之前就认识他了。但想来想去，我还是忍住了。我从来没向我的丈夫说起过章竹安这个人。
我们的婚礼柳吉是来了的，她做了我的伴娘。这是我的主意。我讨厌柳吉，请她来无非是为了向余重表示我的毫不猜忌、毫无芥蒂甚至浑然不觉什么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余重明显地流露出不情愿，又不好说反对，而我已经说出来的决定，也不好无缘无故地收回来，只是暗想，这才叫好心当成驴肝肺呢。
婚礼那天柳吉出尽风头，弄得她倒成了主角。最可气的是她喝得摇摇晃晃，举着酒杯、红着眼睛大叫：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愿你们夫唱妇随白头偕老，愿你们在地就是连理枝天上就是比翼鸟……柳吉说了一大堆吉祥话，最后闹洞房时却吐脏了我新房的床单，若不是顾虑到我是新娘，我当时就想冲上去揪住她的脖领子和她拼命。我怨愤地看看余重，余重比我还要怨愤，蜜月过完了，余重还念念不忘地埋怨：谁要你请她呢，你又不是不知道她那种人。
感谢菩萨感谢上帝，柳吉在我婚后再没来过我家，那电影约会总算完了。
我的婚礼是在秋天。
第二个秋天来临之际，我就快临产了。我原本没有这么快就添丁加口的计划，余重也不愿意。我还没结婚，就得到已婚已育女友的闺中秘传，告我千万不能早早要那个小累赘。理由A是两人世界潇洒快活，理由B是为了下一代着想要打打经济基础，理由C是抚养孩子又费心又费钱，以后什么也指望不上，实在是一桩蚀本买卖，理由D是万一两个人过不来了离婚也利索，梅开二度的时候弄个“拖油瓶”就麻烦了。于是，我初步计划五年之内不要孩子，但这种事情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和余重采取了各种措施，孩子这东西还是不合时宜地来了。我害怕那金属器具伸进我的**刮下一团模糊的血肉，迟迟不肯去医院，拖来拖去，肚子一天天地长大。
电影和小说里面，女人生孩子痛起来时总是大骂男人，我不愿流俗，而且我自认为是个知识女性应保持文明，所以再痛也没有破口大骂，但心里着实恨透了余重。
余重喊了辆出租车，把我送进医院待产。
这一个大房间，躺满了肚子高高，没腰没身的女人们，进进出出的则是诚惶诚恐的丈夫们，真是滑稽可笑。
刚住进来不到一下午，我就从七嘴八舌的产妇们口里得知：我住的这张床刚刚死了一个，和我同岁，也是大学毕业生，是个还没结婚的大姑娘，难产死的。余重听了非要调病床不可，嫌不吉利。我无所谓，这医院的走廊不知推出去多少死人，我们这些活人不是一样地踏着这印痕走来走去么？
余重跑到病房办公室，揣着两包红塔山，磨了半天，毫无结果地回来了，脸色铁青。
夜里我肚子痛，睡不着，余重就也不睡陪着我。
那一夜，余重像鬼魂附体一样说个不停，整整陪了我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