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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讲到：“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同时在他的《鲁迅自传》里简短提到：“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先提倡文艺”。 朱自清的《憎》里也描写了这样的现象：“马路上横躺着一个人：微侧着拳曲的身子。脸被一破芦苇遮了，不曾看见；穿着黑布夹袄，垢腻的淡青的衬里，从一处处不规则地显露，白斜纹的单袴，受了尘秽底沾染，早已变成灰色；双足是赤着，脚底满涂着泥土，脚面满积着尘垢，皮上却绉着网一般的细纹，映在太阳里，闪闪有光。这显然是一个劳动者底尸体了。一个不相干的人死了，原是极平凡的事；况是一个不相干又不相干的劳动者呢？所以围着看的虽有十余人，却都好奇地睁着眼，脸上的筋肉也都冷静而弛缓。我给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一个同伴悲惨的死，果然无关得失么？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极少极少的所谓得失相关者顾念着，岂不是太孤寂又太狭隘了么？狭隘，孤寂的人间，哪里有善良的生活！唉！我不愿再往下想了！” 曾几何时，由于曾经的辉煌，由于一些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科技和经济，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真的就是泱泱天朝大国了……倘若不是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近代中国的大门，我无法想象我们这种骄傲自大将要到何时。可是，国门被轰开，外国新鲜的玩意也就进来了，于是我们便好奇。大约是天长日久把自己人看腻了的缘故吧，猛地来了黄皮肤蓝眼睛的外国人，我们总不免惊叹为神人。外国人开着小汽车路过，我们便围上去观看；列强杀害我们中国人，我们也驻足观看。 谭嗣同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斩“六君子”的菜市口刑场慷慨就义时，并不像后来电影拍的那样老百姓对之报以同情，而是拿大菜梆子往谭嗣同脸上扔。这是看到视死如归的英雄时我们的壮举。看到汉奸被杀，我们也确实表现出爱国热情般的欢欣鼓舞，但是有没有想过，当敌人的刀架在自己脖子上，又有多少人舍生取义，正视淋漓的鲜血？ 按说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了，我们看客的历史也该一去不返了。可是，如今我们依然在电视中找乐子，看热闹。对成功人士，我们羡慕；对某些坏人则嗤之以鼻，而对一些情感类的访谈节目（制作方好像也乐此不疲），看到别人哭哭啼啼，我们就非常过瘾。我们到底是怎么了？温饱问题解决了，可我们看热闹的心态怎么仍在继续呢？ 在看客中，最让我们受不了的就是既爱看热闹，又怕惹麻烦，自扫门前雪。 当我们在欣赏别人的成功时，我们就没有问过为什么吗？我们看到的成功只是冰山上的一角，他们那些背后的心酸故事又有几人知晓？当面对一些犯错的失足青年，我们除了埋怨指责外，我们又有没有反思过，这到底是为什么？如果这件事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又该怎么办？也许我们很忙，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但我们决不能把某些观念强加给别人，至少当我们看到许多犯了错误的人时，我们不能再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我们需要反思，这个社会人人都需要反思，需要学习。我们要永远记住做一个内心阳光给予别人温暖的人，而不是充当冷漠的看客。 不要小看目光，它既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正是： 总爱看别人的泪眼婆娑 将要枪毙的折磨 然后 很是舒爽地露出笑窝
的确 你在看我 就像 大象瞅着婀娜 寒冰瞅着烈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