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时候我将自己淹没在史籍里,走出来却已身心俱疲。章炳麟曾经宣扬“国粹”及“宗教”,在当时的中国备受推崇。那时候兵荒马乱,我们的国民忙着躲避战乱,为生活奔波劳碌。今天我们正在向民主,自由,和谐的强大国家发展,并在经济上取得伟大的成就。我们的文化,即软实力仍跟不上前进的道路。今天我写这篇文章措辞激烈,我不希望我们的文化是一叶扁舟。很多人只书写我们的特长,其实我们的短处很多。所以,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我们的现实状况,别好高骛远。 我想要写中国黑暗的角落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很多人在自我安慰的生活着,没有追求,随波逐流。我们中国人总是用“成王败寇”的眼光来看待事情,并乐此不疲的用胜利者的姿态活下去。以前斜眼看历史,像隔着门缝看屋内的人,总是半透明。现在对于历史,我们实在要细细观察,因为“历史的道路,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车尔尼雪夫斯基语)。我之黑暗并非政治意义上的反政府或者无政府主义,我之黑暗从广义上来讲是文化的荒原,思想的沙漠。文化思想从不应该成为政治手段,它是一种诉求。我们从来告诉世界,我们如何历史悠久如何文化源远流长,那不过是假装内心强大。世界对我们仍很陌生。人类文明的变迁,我们缺席了很多次,结果都只是抓住了它尾巴上的几根毛。我们有过的黄金时代,无需像守财奴一样守着,也无需抱着终老。 我们的历史是一部骨肉相残的历史,历年的征战使得人们的思维方式在特定的范围内用惰性生存。 古人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身养性不过是幌子,得到功名才是真。假如禹像尧舜那样走圣德的道路,没有“父传子,家天下”的世袭,中国文化的历史会是另一种景观吧!桀被流放的时候,他很不开心的告诉身边人,是自己当初没有杀掉成汤,导致自己落得这样的下场。其实不然,是他的祖先禹害了他,禹若遵循尧舜的道路,不贤德者不出仕,桀何以如此呢?封建的统治者,大多昏庸无能,对文化的破坏,对人民的杀戮。对内搞禁闭,对外搞议和。人们为大禹唱赞歌的时候,我给他浇一盆冷水已经是很客气了。 先秦诸子们思想的匕首刺穿了夜空,唐朝诗歌的黄金时代成为永恒的记忆。首先,这两个时代环境都比较稳定,那些政治家们即便不雄才大略,也绝非等闲之辈。再者,统治者本身就有解开思想束缚的远景。比如春秋时期,一些国家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倘不实行仁政,就有亡国的危险。唐太宗时期到李隆基还没有遇见杨贵妃的那百来年,那是人类不可复制的辉煌时期。今天你到一些国家去,那些唐人街的称谓显示了大唐声名的远播。孔子周游列国,说别了就是到处找工作,先到陈国当了几天官,被炒鱿鱼了,然后再到鲁国去。可见当时的诸侯还是比较包容的。我要说的是,孔子仍然是我们华夏民族输出的一个巨人,也是唯一的一个思想巨人。困于陈蔡,七日不食,也掩盖不了他的光芒。然而就是他产出的那点作品,后来的许多人耗尽终身来研究,来注解。于丹就把薄薄的一本《论语》说成厚厚的一本专著,可见吃饱了不光撑着,也是能干点事情的。自己都说得自己不敢相信了,中国人是有思没有想的。那些盛名之下的伟大人物是要靠注解前人的作品来立世的。伟大人物尚且如此,那么,我们的思想的断裂也是不无根源的。我想文化思想史就应该叫作断代史。钱穆写一本《中国思想史》,我翻开后,满是迷茫。台湾的同胞韦政通也弄了本这类书籍,除了介绍名声响亮的几个人物外,没有新意。 我们现在这样的宏大时代,无论是空间,环境,机遇都具备了要产出伟大人物的时代,何以这样荒凉?我们输出了廉价劳动力,制造产品,为何无法输出文化思想界的巨人?所以,我们不好把这样的境况归结给我们所处时代的背景与环境。我们输出再好的产品,至多能成为一个制造大国。要成为一个一流的强大国家,没有等级的思想大师是非常遗憾的发迹。 二 秦始皇挖了一个大坑,把那些优秀的知识份子抓来活埋,再焚掉他们的著作,以期控制思想的传播。这个馊主意是李斯提出来的,我们是责怪李斯呢?还是哀叹嬴政的目光短浅?等到项羽进了咸阳,一把火毁了阿房宫,熊熊火焰,一月未止。东汉的董卓,史书这样形容他“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协众,睚眦之隙必扳,人不自保”。董卓师承了霸王残忍,在洛阳放了一把火,绵延二百里。古埃及古希腊远不及我们的历史久远,却有光辉灿烂的思想流传,大概是没有人放火的缘故罢! 儒家文化本不是政治家治国的准则,但是经过董仲舒一鼓吹,汉武帝再贯彻到底,那就是正统了。我觉得孔子所谓“杀身成仁”,孟子所谓“舍生取义”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伯夷,叔齐不是讲仁义么,他们即对商纣当时的暴政不满,又觉得周武王征伐纣王不应该。是非不分,伯夷,叔齐活该饿死。董仲舒“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是自私的举动,禁锢了其他思想流派的发展。很多学者很多考究僻人赞赏董仲舒,其实就好比赞赏只会踢球而不会防守的球员一样,是单一的模式前行。 司马迁后来是受了宫刑的,其原因是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了刘彻。但其对梦想的坚持,对历史的态度令人敬畏。他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不也正是这样的人吗。他有我写后别人不敢写的气魄。每每看到记载关于司马迁受宫刑的文字,我眼眶湿润。不为那遭遇,只为那人格。人类历史成千上亿年,唯独我们中国的历史有这种对待男人像阉割畜生一样的做法。根据台湾柏杨先生的考证,发明了太监的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周公旦了。悲哀啊悲哀,这与二战日本鬼子在松山战役时吃同胞人肉有何区别?滔滔罪行,人类进化的历史,何以无人上个奏折阐述它危害的事由? 中国从公元316年西晋灭亡开始,经过270多年的纷争局面,隋朝统一了天下。这个短命的王朝,我的同姓杨广杀兄弑父,有违人伦。宋朝皇帝很忙,忙着与名妓打情骂俏。官府也很忙,忙着“剿匪”。王安石变法是没有成功的,司马光和苏东坡都反对他,连欧阳修也嗤之以鼻。等到王安石下台以后,司马光做了宰相就全盘否定他,取之而来的便是文人相轻。林语堂写有一本《苏东坡传》,苏东坡的命运便是封建王朝历史的最好写照。 蒙古人进了中原后,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清军屠城的“扬州十日”,惨案“嘉定三屠”。这些对人类生命与尊严的肆意践踏,对文化的破坏,暗无天日。朱元璋制造的胡惟庸蓝玉惨案,前前后后诛杀了一万多人,其想法是保住建文帝的江山。为此,他还赐死李善长,难道真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等到他一命乌呼,他的儿子朱棣把建文帝的重臣,宫女,以及家属统统追杀。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从未有过这样屠杀对方官吏的举动。清朝史学家谷应泰感叹到:“嗟呼,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翻开二十五史,对我们祖先的深重灾难掩面叹息,在统治者的屠刀下,除了叹息,我还能做什么。早生几百年几千年,我也无力也没有机会改变这黑暗的现状。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变法吗?我懂得了我们民族立足世界却没有输出去巨人的缘由了,我们好不容易在孔子之后有一个司马迁,统治者却使他身心俱惫,然而那宫刑确实也是我们发明的罢!苏东坡的全能也因为小人嫉妒与统治者的猜疑差点自行了断(他曾经想自杀)。他们的人生写进了历史,写进了文明,却永远写不进统治者所谓的丰功伟绩。他们白发苍苍,他们鞠躬尽瘁,他们才华横溢,他们却没有得到当权者的正视。 我们的文明总是沾满了鲜血,泪湿了衣衫。为何统治者的胸襟不够宽阔,他们只需要纠正一下自己的判断,或者给司马迁苏东坡们投去一个欣赏的目光。是的,有那么一点就足够让这些文化人兴奋不已,生机勃勃。可是当欧洲进入文艺复兴的时候,我们却还在朝代更迭的水深火热里,所谓的乱世英雄,那要以牺牲多少无辜的生命为代价?有时候我真想大哭一场,大哭人们不去反思一下我们历史进程中的黑暗,还在为帝王们的血雨腥风大刀霍霍大谱史诗。 是的,历史也累了。 真的,我好想大哭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