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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虽有入世之心，希冀“济苍生”“安社稷”。可当他真的供奉翰林，有幸伴君左右时，他才发现这不是他想要的，玄宗看重的并不是他的政治才能，只把他当成一个御用文人，写点漂亮的诗句来把玩。自由傲岸的性格使李白不愿奴颜卑膝，最终得罪圣上，被“赐金放还”。对此他毫不在乎，写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样狂放的诗句——李白的豪气释放得真是一个“爽”字了得，就是当朝皇帝，也奈他不了。 章太炎先生是近代文坛宗师，然而他的“疯”也是出了名的。当代学者刘逸生先生在《艺林小札》中说：“被称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以骂人出名，故有章疯子的美称。”更乐于被称为“革命家”的章太炎先生，于书斋之外嬉笑怒骂任性随心，平日里也常有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比如说有时候他连自己的住址也记不清，坐上了人力车却说不出家在哪，这可难为了人力车夫，不晓得目的地可怎么跑呢？在车夫的再三询问下，章太炎竟怒道：“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 辜鸿铭与钱钟书亦是大家，但都不为吝惜声誉而甘于圆滑，他们说别人不说的话，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有着耿介直爽的心性。慈禧太后过生日，辜鸿铭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时，全国举哀3天，辜鸿铭却特意请了个戏班子，在家大张旗鼓地热闹了3天。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汉学家马悦然来到中国，特地登门造访钱钟书。钱钟书以礼相待的同时却口出尖锐之语，批评马悦然作为汉学家是“仗着中国混饭吃”，别的国家都能用原文参加评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巴金的书译成那样，这种烂版本谁会给奖？”这番话着实狠辣，将马悦然说得冷汗隐隐，无地自容。诚如钱钟书对自己脾气的总结：“人谓我狂，不知我实狷。”狷有耿介的意思，可见他说话行事是有自己一套是非曲直标准的。 国外同样也有“有脾气”的文人。诺贝尔文学奖可谓是作家们心中最高荣誉，可先后还是有两位作家拒绝领奖。1964年萨特拒领诺贝尔文学奖，理由是“不接受官方任何荣誉”。2004年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也宣布不会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她说得知获得诺贝尔奖后，她“不是高兴，而是绝望”。 俗话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些文人的脾气，以常人之心度之确实不容易理解，甚至乖张，或是怪诞，然而他们有着“傲骨”的品性，各自于心中守着不可动摇的信念，守护着精神的理想家园。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世俗人间才有了这许多值得称颂的传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