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最美丽和宝贵的女性气质是什么？
是坚忍、顽毅、决绝、恒力、牺牲的勇气？不，不仅仅。因为男人那儿同样有，且更应该有。
看前苏联电影《这儿黎明静悄悄》，姑娘们留给我的不仅仅这些，当下沉的李莎从沼泽中仰起脸最后一次注视阳光，当不愿拖累同伴的丽达把枪口对准受伤的躯体……不，不仅仅这些，那值得她们用生命去诠释和演绎的，不仅仅这些。还有别的，更重要的。
在尤·邦达列夫在散文集《瞬间》中，有一篇名为《女性气质》的短文，描述了卫国战争间一次对女性美的感受——
“我永远忘不了她那低垂在无线电台上的清秀面孔，忘不了那个营参谋长隐蔽部……我在快要入眠时，透过昏昏欲睡的迷惘，怀着一种难忍的愉快，看见她那剪得很短的、孩子式的金黄色头发周围有某种发白的光辉。”
在一片由男性躯体构筑的血火工事里，“女战士”，一幅多么神奇的剪影！一盏多么鼓舞夜色的灯！她足以让苦难和牺牲变得可以忍受，让焦土与黑雪难掩生命之春的勃发，让激战前的搂枪少年不再因恐惧和迷惘而大睁着双眼——从此，让他久久不能入睡的，是姑娘的羞涩，是她逼人的体温，是完全不同的异样气息，是白天她有意无意的一瞥或浅笑……
在这座钢筋水泥的掩体里，她，一朵蝴蝶样的柔软，掀起了大片喧哗，像石子落在水中，像一粒芽冲进了泥土。是她，悄悄把一味粉红色的迷幻埋进那些厚实的胸膛；是她，让每个喊着“报告”受令或完命而来的人，眼神里多了一番焰火般的急切搜索……
更是她，让一位受其目光送别的出征者，突然有了一份幸福的豪迈、一种惊人的战斗力、一股暗暗的抱定和决心：一定把胜利带回！即使不能亲自，也要托别人捎给她……让她骄傲，或者怀念。
她安静的存在，对粗犷的生命们来说，是一种奇妙的从感官到精神的抚摸，一股麝香般的温暖，一次芬芳与甘泉之饮……既形而上，又形而下。
她是大家的女神。“卡秋莎”女神！
一天黎明，不幸发生了——
当3个德军俘虏被押进隐蔽所时，“我突然看见，她，无线电报务员韦罗奇卡，慢慢地，被吓呆似的，一只手扶着炮弹箱，从电台旁站起……”当其中一个献媚似的冲她笑时，“她的脸猛一哆嗦，接着，她面色苍白，咬着嘴唇走向那个俘虏，仿佛在半昏迷的状态中，她侧身解开了腰间那支‘瓦尔特’手枪的小皮套。”
一声闷响。惨叫。倒下。
“她全身颤抖……双手掐住喉咙，恨不得把自己掐死，歇斯底里地哭着，抽搐着，喊叫着，在地上打起滚来。”
作为侵略者，她清晰地认得他：该死的！一个被毫不犹豫诅咒的人。而作为俘虏，一个无法再构成伤害的人，他却是陌生的。现在，这个陌生人遭到了袭击，即将死掉。
她骤然变了。温柔变成了粗野，恬静变成了狂暴，小溪发作成了洪水……那枪声无情地洗劫了她的美，惊飞了她身上某种气质，也吓傻了所有对她的暗恋和憧憬。仿佛瓷瓶褪去了最珍贵的光芒，沦为了黯淡糙坯……
大家痛心地看到：一盏曾多么明澈的灯，正在被体内的浓烟吞噬。像一只昏迷的动物在自我肉搏。这绝非战斗，而是撕咬，是发泄，是报复。
她成了一个病人，让人怜悯的病人。她甚至有了一幅敌人的模样——那种凶悍的模样。
“此时此刻，这位苗条的、蓝眼睛的姑娘在我们面前完全成了另一副样子，这幅样子无情地破坏了她以往的一种东西……从此，我们对她共同怀有的少年之恋，被一种嫌厌的怜悯情绪代替了。”
愤怒，像一股毒素，会顷刻间冲溃一个女人的仪容，会将光洁的脸孔拧出皱纹，让安然的额头失去端庄。
她不再是一个完美的女人，不再是一名战士。战士是不会向一个手无寸铁者开枪的，她破坏了子弹的纪律，背叛了武器的纯洁性。现在，她只剩下了一道身份：复仇者。
即使有再深刻的缘由，也已无济于事。
“谁都不知道，1942年在哈尔科夫附近被敌人包围的时候，她曾被俘，4个德国兵****了她，粗暴地凌辱了她——然后侮辱性地给予自由。”
“她出于仇恨和复仇之心确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可是我们，在那场神圣的战争中问心无愧地拼杀过来的人，却不能原谅她。因为她向那个德国人开的一枪，击毙了自己的天真柔弱、温情和纯洁，而我们当时所需要的，正是这种理想的女人气质。”
理想的女人气质？
细腻、温润、母性、单纯、宁静、无辜、柔软……这是士兵邦达列夫的全部答案？
我想，不仅仅。它们仅是一种天然性征，一种哺乳气质，一种由生理焕发出的美德。这是日常和通俗意义上的气质，而非战争环境中最佳的理想气质。
1999年，当我翻开诗人叶夫图什科的一本书：《提前撰写的自传》，里面关于妇女的一件事突然唤醒了我——
“1944年，母亲和我回到莫斯科。在那里，我才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敌人。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25000名德国俘虏，排成一长列，通过首都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