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治安叫秘书喊来旗政府办公室巴主任。
“老巴，这位就是白尔泰同志。你领他过去看一下新腾出来的旗志办办公室，帮助他安顿一下。”古治安转过身对有些不知所措的白尔泰说：“你先过去看看办公室，熟悉熟悉情况，有什么要求、困难，找巴主任解决，不行就找我。等你上任后，工作方面，再开一个专门会议。”
白尔泰完全愣住了。形势急转直下，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简直跟拉郎配差不多。没想到这位古治安旗长办事如此果断，说干就干，没有一点拖泥带水，甚至有些独断专行。他虽然感到突如其来，但他那颗僵木冰冷的心，有些热乎起来，产生出某种冲动：在这样一位父母官手下干事儿倒不赖。于是，他有些机械地随着巴主任，走出古旗长的办公室。
穿过一个小套院。有一栋红砖平房，这里是旗档案局。旗志办的办公室，就是从档案局腾出来的。屋里有三张办公桌，靠窗户的那张大的空着，显然是留给他的。他的两个“兵”已在那里，经巴主任介绍相互认识了一下。男的叫门古德，原在旗文化馆搞民间文艺的，女的叫古桦，原档案局的年轻资料员。
“白老师，往后我们就听您的了。”那位叫古桦的女“兵”挺开朗活泼，一双大眼直率明亮地盯人。
“白主任，我是个搞民间文艺的，工作上往后多关照喽。”门古德戴一副眼镜，五十多岁。
“你们不必客气，不要主任、老师地叫，我还不习惯，叫我白尔泰就行。我是三分钟之前才知道要干的是这差事。”白尔泰搔了搔那一头乱发，冲两个人笑了笑，“工作上我还不知道怎么干，慢慢摸索吧，干不下去了，我就卷铺盖下乡，还去搞普法宣传，其实老百姓的炕头上挺舒服的。”
“白老师，你真逗，说话还挺有趣。”古桦笑嘻嘻地帮他弄弄桌椅，感觉还挺喜欢新来的主任。
就这样，白尔泰莫名其妙地被人强行安排在旗政府旗志办，两手空空地上任当主任了。坐进那张挺漂亮的办公桌后边的靠椅上，他一时有些不适应，甚至不相信这是真的，以为这又是做着一场梦，一场不可思议的梦。当古桦给他倒了一杯热茶，老门向他递烟抽时，他这才惊醒过来，觉得不是梦，眼前的这一切全是真的，他想真该思谋思谋怎么干了，怎么当这个天上掉下来的主任了，要不怎么对得起只见过两次面却有知遇之恩的古旗长，这位新时期的“大王爷”呢。
这时，走廊上响起中午下班的刺耳的电铃声。白尔泰吓了一跳。当古桦递给他一套餐具和饭票，要带他去吃饭时，他有些木讷地问：“咱们上哪儿吃饭去？”
“格格格，当然是政府食堂啊，巴主任都给你安排好了。”古桦觉得好笑，这位新主任朴实得像木头，倒挺可爱，文化深的人都这样大智若愚吧。古桦又看了一眼白尔泰的“全副武装”的邋遢样，笑着说：“白老师，我说话直，你不能再这样不拘小节地打扮了，你现在是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穿戴这样不伦不类，别人会说闲话的。”
白尔泰微笑着说道：“好好，我抽空去理理发，洗洗衣服，弄得顺眼一些。”
下午搬东西，把装满书未曾打开的几个大木箱和简单行李，从挨着公厕的破仓房，搬进政府后院供暖气舒适温暖的宿舍，白尔泰简直有一种从地狱换到天堂的感觉。
“就冲这个，我得天天烧高香，不拜菩萨拜古旗长古大‘王爷’！”白尔泰感叹。
“他可不稀罕高香，你给他好好干活儿，真能体现出‘物尽其用’就对得起他了。”古桦开玩笑说。
白尔泰异样地看着她，说：“你对他蛮了解的嘛，连他说的话都知道。”
一直不怎么说话的门古德从旁插言：“你当她是什么人？别忘了，她也姓古哟！”
“噢，对呀，古旗长是你什么人？”白尔泰如梦初醒。
“什么人，是我的上级、旗长呀，格格格。”
“古旗长是古桦的亲大哥！”门古德揭开谜底。
“哇哇！真是‘皇亲国戚’！我愚笨，看走了眼。”白尔泰惊讶之余，显得有些局促，“这就挺好，我们旗志办的工作以后好搞。”
“你倒蛮世故的嘛，除了本职工作，我可帮不上啥忙，我从小最怕大哥，一绷起脸来六亲不认！”
“我是说着玩的，工作当然靠我们自己了。”白尔泰变得郑重其事。
他内心还有个想法，把自己多年从事的萨满教研究，跟现在的编写旗志结合起来，而且历史上，库伦旗也是萨满教活动比较活跃的地方。说起萨满教，他满腹经纶。萨满教本是蒙古人最早信仰的原始宗教，当初它一直处于蒙古帝国的国教地位。成吉思汗对萨满教非常推崇和信仰，萨满教的法师“孛”，更是成吉思汗的一种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号召众族的统一的神明。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汗号，也是他崇信的一位萨满教的叫豁尔赤的“孛”“奉托天意”，尊称为“成吉思汗”的。那时的“孛”穿白衣乘白马，相当于国师，成吉思汗每当征战讨伐，总要请“孛”来占卜吉凶，得胜宴庆也要由“孛”来主持祭典，甚至成吉思汗手下能征善战的大将，有的就是“孛”。后来，到十六世纪中叶，喇嘛教逐渐渗透到蒙古地，东北的女真族本来也是信萨满教的，建立清帝国之后，为了统治需要，也向蒙古地方大力推广喇嘛教，兴黄教，到处建喇嘛庙，以期达到收服蒙古人心智的目的。喇嘛教之所以后来居上，取代了“孛”的地位，另一主要原因是喇嘛教具有“主神”的观念，最高的佛主释迦牟尼至高无上，这是非常有利于阶级社会君主利益的，当然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垂青。而多神教的萨满教，尽管进入等级社会后，也有长生天主宰万物之说，但神的等级仍不分明。如果说，喇嘛教是“来世的宗教”，它让人们逆来顺受，善修来世，那么“孛”却是更多地面对现世，由那种巫术甚至以野蛮的血祭，企图改变不平的现实，内含着一种原始的反抗性，这对最高统治者不能不说是隐患，所以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喇嘛教，并大力推崇。萨满教又是一种原始宗教，一无经书教义，二无庙宇殿堂，三无统一组织，各行其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袭，所以斗不过有组织、有势力、有固定庙宇的喇嘛教。而且，萨满教活动中须大量杀生血祭，对生产力是一种摧残，也失掉不少民心。再说，喇嘛教提倡的弃恶扬善，积德行善，修来世之福等说教，相当程度上能够软化和改造原本慓悍的蒙古人，家家拜佛堂，人人挂念珠，牛羊财宝全献到庙上，家有三子其中两个聪明的上庙当喇嘛，一个愚笨的留在家里放羊的同时，也修来世之福，看见地上的蚂蚁也不敢踩。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末的革命和“土改运动”拆除喇嘛庙、赶走喇嘛还俗、破除封建迷信为止……当然，喇嘛教也并非轻而易举地立足蒙古草原。几百年来，蒙古人原先信奉的萨满教和其法师“孛”们，与喇嘛们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后来清政府和喇嘛教，收买了蒙古各部的首领和可汗，用法令和武力残酷镇压了萨满教的“孛”。以俺答汗为首的西部蒙古部落，联合其他蒙古各部，1640年制定出《卫拉特法典》，即《察津·必其格》，宣布喇嘛教为“国教”，萨满教为非法，一律予以清除和杀戮。东部蒙古科尔沁部落，虽然没有参与《卫拉特法典》的制定，但是随着喇嘛教的不断传入和扩大，萨满教的地位越来越下降，不得不由公开转入地下，由通衢大埠退缩农村牧区和偏远的穷乡僻壤，而且经常遇到镇压取缔，九死一生。那一场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发生的“烧孛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达尔罕旗王爷火烧了上千个“孛”。据传闻，那次从“烧孛”的火阵中逃出来一位“黑孛”，躲进了库伦北部和奈曼旗南部的沙坨子地带，他白尔泰正好借这次工作机会进行调查，寻找那“黑孛”的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