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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职业底线应该是正常在岗，没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不能凭借个人好恶，拒绝为患者治病。遭受不公正待遇（必须是确实遭受不公正待遇，不能是自己以为遭受不公正待遇就拒绝履行一个医生的职责）拒绝为患者治病的职业行为不应该遭受谴责。倘若我们的社会继续推崇那种一边虐待人家，还要强迫人家履行职责的道德，接受不了因遭受虐待拒绝履行职责的行为，就只能逼迫世人更加虚伪，导致社会公德更加堕落。
需明确的是，这里所说的“拒绝履行职责”不是个人行为，患者到医院来就医，对冲着医院，需要为患者承担责任的也是医院，也就是说出了事故，患者应该依法追究医院的责任，至于医院是否追究具体诊疗医生的责任，那是另一种法律关系。一个医生，如果不是在岗位上，而是路遇一个人犯病，他必须予以施救，这种情况下听任犯病的人死去，就是有违医生的职业道德。抑或医生自己开诊所，只要你接诊了，就不能因为发现患者是个不公正对待你的人拒绝施救，听任其生命陨落。那就不是简单违背医生职业道德，而是涉嫌犯罪了。可是面对仁和这样的大医院，庄恕只是一名受聘医生，得到不公正的待遇，完全有权力拒绝工作。至于院方，可以因此解聘。但没有权力一边不公正对待一个医生，又要逼迫其继续工作。拒绝继续工作就要遭受道德的谴责。
医生必须有严格的职业操作规范。这不仅是保护患者的生命健康，也是保护医生的切身利益。可类似女主人公母亲那种常规医疗手段无能为力，是撇清责任，听任其死亡，还是可以应用尚未被科学研究确认的非常规医疗手段，予以挽救，不能一概而论。在得到病人家属认可并愿意承担最坏结果的情况下，采用非常规医疗手段，应该被确认为合理合法。但没有得到病人家属认同，擅自采用医学研究尚未定论的非常规医疗手段，应该是被禁止的。一个是必然死亡，一个是可能挽救生命，这对于一个医生来讲，哪种选择是符合职业道德不言而喻吧。
这种事情的定论只需要弄清被采用非常规医疗手段的病人是否现有医疗手段已经无法挽救生命，采用非常规医疗手段前是否征得家属的同意，所采用的医疗手段是否属于医学研究中，研究结果是否未被明确否定。如果符合这三个条件，当事医生就不应该视为违背职业道德，相反到是职业道德高尚的一种表现。更不应该承担什么医疗责任。
在执法上都有回避原则。象手术这么复杂的工作，也应该有回避原则。不解决当事医生所遭受的严重不公正待遇，无论是强迫还是劝说，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是缺乏医生职业道德的表现。让一个医生带着那么重的心理负担上手术台，即是对患者不负责任，也是对医生不负责任。所以象陆晨曦那种慷慨陈词的劝说，应该在剧情中被否定。正常的剧情，应该是遭受一系列不公正待遇，并已经接到被解聘通知，面对患者父亲是迫害其母亲，导致其母亲自杀的医学专家修院长，并且修不肯为挽救自己女儿的生命向被迫害致死的同仁遗像道歉的庄恕，拒绝做这台手术，最后修院长的女儿因其他医生手术失败没有下来手术台。修院长后悔或卑劣行径被揭露遭到谴责。这样的情节，才有所血有肉，让人感觉真实。才能引导世人向善。可相当多的国人面对这种情节，会谴责庄恕缺乏职业道德，主张的还是以德报怨。那么何以报德？千百年来，圣人的话被掌握普通人命运的统治阶级裁剪成符合其意愿的含义，用来愚弄民众。【孔子答复弟子“以德报怨“的观点——“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孔子这些话的真正含义后人都是通过字面理解的。可是古汉语不似现代汉语表述这么准确。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下含义是有差别的。甚至有引申含义。当弟子请教孔子“以德报怨行吗？”，孔子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纵观孔子的许多言论，是非常人性化的。只是后人为了不同的目的将其解释成一些道德规范。“以德报德”好理解，这句话分歧最大的就是对于“以直报怨”中的“直”字的解释。“直”字在古汉语中有“正确”的意思，以孔子的人性观，将“直”字解释成“用你认为正确的方法对待别人对你的伤害”比较符合孔子的人性理念。也就是说孔子倡导“君子坦荡荡”，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本心。可是后人给“君子”套上圣人的光环，君子就成了无怨无悔无条件牺牲个人成就他人的代名词。这与孔子的人性观是完全相悖的。
世人做事，不能只想着眼前的是非。要看得开大是大非。试想，如果一个人卑鄙地构陷他人，在需要被构陷人或亲属帮助时，“公德”又都站在构陷者一边，迫使被构陷者或亲属遵守道德去帮助构陷者，这岂不是鼓励人心向恶。恶会得到好报，难道人心会弃恶向善？。不否认有极个别的恶人，会良心发现，因愧悔而幡然悔悟。可这种人在恶人中占多大比重！以余之理解，这才应该是孔子“何以报德？”的真实含义。以德报德，知恩图报，符合传统观念。以“以直报怨”的解释，是历代统治阶级裁剪圣人的话，为压榨剥削奴役民众找的借口。
“以直报怨”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用你认为正确的方式（真实的想法）对待别人对你的伤害。”你能够包容就包容，你不能够包容拒绝帮助也属于“直”的范畴。但“报复”应该不在此例。拒绝帮助应该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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