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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道德与法律，都来自社会契约。 ——雅克·卢梭
关于“让座”的问题，一度是公众争论的焦点。5月3日的“动车事件”又使此问题再起波澜。我认为，让座问题的答案，应在群体的社会契约中找寻。
有些人认为，老年人行动不便，身体机能衰退，年轻人理应给老年人让座。对此，我认为应当把“理应”的含义阐释清楚。“理应”即是人们认为的，在某种情况下正确的行为或变化。此“正确”从何而来？“理”又是什么“理”？
我认为，“理”即是个体间达成的，对义务和权利一致的共识。而“正确的”、“应”则是社会契约所包涵的权利与义务。
如：“买东西理应付款”即为买卖双方达成共识：卖者有获得货款的权利，并为此承担提供商品的义务。买者有获得商品的权利，并为此承担给付货款的义务。
所以“年轻人理应给老年人让座”其实是说：“年轻人有给老年人让座的义务，而不能因此获得任何权利，且老年人有获得让座的权利，而不必承担任何义务。”
由此，我们看出：这项“条约”是单惠的，只给一方带来权利，而给另一方带来义务。
这显然触犯了人们对于一般契约的认识：契约应是双向的、互惠的、平等的。
据雅克·卢梭言, 契约精神本体上存在四个重要内容：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信守精神、契约救济精神。其中，契约自由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内容。
就此观之，上述“条约”显然不符合契约平等精神。但若此“条约”的订立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仍不触犯契约精神的核心，并可以看做是一种救济性质的契约，此时，这项条款才能被称作是契约，并可以体现让座者的高尚。因为救济契约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的契约。
但，问题恰出在这种“单惠条约”的提出方是第三者，甚至是受惠方，并披上“道德”的外衣出现在公众面前时。此时，该“条约”自诞生之初就与契约精神的核心水火不容。更可恶的是，当给惠方为维护权利，人权和契约自由而拒绝接受此类“条约”时，无知的人便会予以“不道德”等诸如此类的骂名。
以我所见，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伪道德。伪道德是一种不道德。正如“你必须把你的通过合法劳动赚得的钱悉数给我”一样，实际上是一种抢劫，或称“伪道德”，它比一般的不文明，不道德危害更甚。因为它直接摧毁了公众对道德的认识和信心，以及社会道德观，甚至对社会契约造成打击。更不用说被侵犯者所受到的心灵创伤。
余秋雨在《历史的暗角》中提到过一种人，它们对“所有权”概念淡薄。对它们来讲，世上的所有东西都不是它的，又都是它的。要想得到属于他人的东西，只需要一点可怜相。它们不会感激而只知讨怜。东西不到手，摇尾乞求；东西到手后，立马翻脸。没错，就是乞丐型小人。
读者可能认为这么说言之过甚。但请不要忘记上海地铁上二话不说，一屁股坐在别的女生腿上，还张扬跋扈、骄横野蛮的“绷带女”；以及层出不穷的，得不到座位就指桑骂槐的，对年轻人进行人身攻击的老人。它们甚至不如“乞丐型小人”。它们是“不愿装可怜相的乞丐型小人”——“流氓型小人”。它们的势头，就是那种看似“道德”的“伪道德”，那种看似“契约”，但本质上严重违反契约精神本质的“单惠条约”助长的。
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意思即是说对于看起来像，但本质不同的事物一定要加以警惕，否则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现在看来，孔老夫子十分有先见之明。
所以，帮助弱势群体的“单惠契约”是道德的高尚的，但是不经给惠方认可的“单惠条约”则是一种无理的抢劫，正如社会上渐渐兴起的一种观点，是一种“道德绑架”，是一种极不道德的伪道德。
另外，救济契约的订立，出于人性的善良，绝不能与上述“道德绑架”混为一谈。且对于来自人性的高尚的帮助，，受惠方应有对人性的感激和感受。这，才是道德，才是自然赋予人类的人性的契约。
所以，让座是道德高尚的体现之一，但绝非道德高尚的必要条件，甚至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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