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尘埃落定，中考又将来临，每逢6、7月毕业升学季，教育话题总是特别引人关注。在现代形形色色的成功“虎爸”“虎妈”之外，古代名人的教子事例已经沉淀千年，也许更能为今人客观冷静地评价其中成败，也更能提供成熟的经验或明确的教训。
了解三国历史的人大概都读过“千古至文”《出师表》吧，知道公元223年刘备死后到公元227年诸葛亮决定出师北伐，蜀汉国内虽“南方已定，兵甲已足”，但毕竟“益州疲敝”，并不是出师的最佳时段，后主刘禅开始也不十分赞同北伐，那么智慧如诸葛亮，难道对天下局势没有理性的判断？到底是什么让他“知不可为而为之”呢？
有人提到，诸葛亮想要借此激励后主不忘前人遗愿、奋发图强。这一点倒是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作为后主的“相父”，诸葛亮在“教子”这个事情上，是否也犯了心太重以至于“用力过猛”的错误？
心重当然是有原因的。首先刘禅是他的主上、恩人兼知己刘备的儿子，是他们所有人拼命保护、看着长大的孩子；其次刘禅是蜀汉政权唯一的继承人，是他现在的君主，是他毕生理想最终的实现者和受益者。刘备托孤，一方面用“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样的极度信任和宽宏最后夯实了诸葛亮的忠诚；另一方面又用“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把刘禅和诸葛亮的关系进一步深化。这种情形之下，“两朝开济”、“鞠躬尽瘁”的老臣诸葛亮，怎能不万分看重刘禅？
辅佐刘禅时“用力过猛”的表现就是事必躬亲，不放心、不放手。裴松之《三国志注》引《襄阳记》说道，诸葛亮正在满头大汗校对账本，他的主簿杨颙过来说到：“今明公为治，亲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委婉地批评诸葛亮不懂放权。据说诸葛亮晚年的时候，就连打二十军棍以上的惩罚都要亲自盯着，有时甚至亲自去打。刘禅17岁继位，到诸葛亮第一次出师时已经22岁了，但一直只是个“见习皇帝”，诸葛亮认为他年纪小、缺乏经验，不敢把治国大事交给他。即使出征以后，重要的政策文书仍不断从成都送到军事前线，批示也不断从前线反馈到宫廷里。刘禅很少有独立处理政事的机会，自然也得不到锻炼，难以增长才干。非但刘禅如此，整个蜀汉几乎都在诸葛亮的智慧和勤勉中失去了成长。所以刘备在世时，蜀汉尚有五虎上将；刘备死后，蜀汉几乎无人可用。这是为什么呢？诸葛亮曾说过：“无人能信啊！”换句话说，就是他谁也看不上。可见过于聪明能干未必全是好事——起码在当领导和父母的时候。
“用力过猛”的另一个表现大概就是所谓的“舍命教子”吧。为了激励刘禅继承前辈遗志，实现统一全国的霸业，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不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谆谆教诲、缜密安排，并且以身作则，立下了“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的军令状。智慧如诸葛亮，一定能预计以当时三国的力量对比，北伐的胜算微乎其微；也应该明白自己长于治理、短于奇谋的局限，此去北伐，大概已经做好了以死报国、以死报恩、以死谏主的准备。这是个悲壮的决定，又是个多么悲凉的决定。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必然性的，个人意志和生死非但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甚至连他人的癖*行为好都难以改变。如果诸葛亮真的如笔者窃以为的那样，想要用自己的“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来唤醒刘禅的心智、振奋刘禅的精神，那他并没有做到。公元263年，刘禅开门投降，蜀汉灭亡。
不过从刘禅这个角度来讲，他也挺冤屈的。历史上的刘禅并不真如传言所说的那么昏庸无能，他对大权独揽的诸葛亮没有一点猜忌，非常信任。这一方面有利于蜀汉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他对诸葛亮的依赖和自己的无所作为。被俘以后，刘禅“乐不思蜀”的昏聩表现更让他千百年来承受骂名。或许，刘禅就是庄子故事中那个“宁曳尾于涂中”，也不愿“藏之庙堂之上”的神龟，那些一出生就压在他肩上的使命和重任是他不愿也没有能力承担的。
这么看来，哪怕是智慧的化身、忠臣的典范诸葛亮，在“教子”上也犯了“用力过猛”的错误，把资质并不算差的后主教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反观我们现在的父母，怎能不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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