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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写诗的秘密告诉你 ——听诗人王霁良谈诗 听了青年诗人王霁良谈诗，对怎样写现代诗，有豁然开朗之感。 是壬辰年金秋时节的一个周末，文朋诗友们相聚一堂，听王霁良谈诗。本来我对现代诗不怎么“感冒”，在朋友们的“怂恿”之下开始写诗。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尚未进入写现代诗的“堂奥”。至于能否真正进入，我的信心也不大。由于我的创作重点在散文的写作上，对写诗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但是，我又是对创作理论比较喜欢的人，无论是谈小说创作理论、散文创作理论还是诗歌创作理论，我还是想听一听任何人的“高见”。我就是在这样的心态趋使之下听王霁良谈诗的，——因为他在写诗的同时还搞评论，而搞评论的人在理论上都是有一定造诣的。 未曾想到，听着听着，就被王霁良的侃侃而谈吸引住了。王霁良如是说——“现代诗歌讲究意象，就像山师大吕家乡老师说的，现代诗写作需要的只是意象，并不需要意境。但是意象是什么呢？说简单点最基本的意象就是比喻，确切地说就是比喻中的隐喻，又叫暗喻。我们把一个人写成像一棵远处的孤树，这是明喻，但要写成是一棵远方的孤树， 这是隐喻，隐喻即意象，就这么简单。”“你只要会写比喻，会把那个像什么什么的‘像’改成‘是’，你就会玩意象。” 多少年来，听到不少写诗的人讲什么“意象”， 我一边当耳旁风，潜意识里也过滤着那些说辞中有点价值的信息。那些人谈“意象”，说来说去，玄之又玄，让人一边不知所以然，还有点神神秘秘，搜寻不出对我有用的信息。而这次王霁良讲得多么明白，所谓“意象”，就是“比喻中的隐喻， 又叫暗喻”，并用人与“一棵树”举例说明：把一个人说成“像”远处的一棵孤树，是明喻；把一个人说成“是”远方的一棵孤树，是隐喻。“隐喻即意象”。就是这么简单，有必要弄得那么神秘么？我的理解，比如用“老鼠”作为意象，写两句表面看来差别不大的诗，一是：“你像一只老鼠，/过街时人人喊打是你的宿命。”二是：“你是一只老鼠，/血液里流淌着对大米的爱。”前者是明喻，不是意象；后者是隐喻，就成了意象。前者是传统的自由体诗的表达方式，后者是现代诗的表达方式。一些人往往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十分复杂，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其实是假学问，也可能是故意为之，为了“蒙”人。对此，人们只能“敬而远之”；而王霁良把一些人弄得复杂了的事情简单明了地表述出来，才是真学问，人们会敬佩有加。 对于诗与其它文学体裁的关系，或者说写诗在选择素材时与其它文学表述时的区别，王霁良说——“诗，其实就是把小说、散文说不清的一些东西说出来。今天的诗人写诗歌注重叙事，讲故事，认为故事情节并不是小说、散文的专利。当然，这个故事并非真正的故事，无非是借这个故事阐述一段个人当时当地的感情，而这个感情是诗人自己的，原创性的，又能激发读者共鸣的。” 我写小说、散文多年，知道小说、散文在选材时的不同，在写作时有着很大的区别。小说是一种虚构的文体，它主要通过故事、人物和细节构筑一个自己的艺术世界，其语言的主要形态是叙述，其思想是通过这个虚构世界的营造而呈现出来，而不能由作者直接说出来；而散文是一个宽泛的文体，一般来说是不能虚构的，其表达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有故事，也可以有人物，亦可以有细节，其语言有叙述，有抒情，也可以有议论，其思想是可以由作者直接说出来的。但是，诗歌在选材时有自己的独特的一面吗？以前我对这个问题不甚清楚。这次听了王霁良一番话，略有所悟，明白了诗歌在选材时也是有自己的独特性的， 这就是要“把小说、散文说不清的一些东西说出来”。说的多么好！我的理解，那些构不成小说、散文的生活和思想的吉光片羽，是可以写成诗歌的呀！当然，也不仅仅如此。讲故事，敘事，也可以入诗，但与小说、散文又有选择和表现上的不同。简而言之，诗歌的天地也是广阔的，我认为王霁良都说明白了。 那么，“怎样才能写出好诗呢？”王霁良进一步说——：“我的看法，就用叙述性的语言去写！诗人如果能够通过叙述带出不可能被叙述的诗意，把新的感受力带到自己的诗中去，就有可能写出不同凡响的作品。通过叙事写自己的心情，这样的诗不至于雷同，因为人作为生命个体，每个人的心灵感悟都不一样，写这样的诗更具有原创性。写自身的感情也就是在写全人类。如果我们能写出能够抵达心灵的东西，写出人的自我异化、孤独和对生命的省思，那是一定能够引起共鸣的。” 王霁良上面这一段话，可以说对如何写出好的现代诗作了深刻的阐释。传统的看法认为，叙述性语言主要应用在小说创作中。现在王霁良说诗就用叙述性语言去写，一方面是借鉴了小说在表现力方面的长处，另一方面说明，现代诗正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它在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面貌。多年小说创作实践使我体会到，叙述性语言在现代汉语书面语言中的表现力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它以娓娓道来的特点，呈现出汉字象形表意的独特功能，在吸引读者眼睛方面较之其它语言表述更胜一筹。我认为，任何以书面语言为载体的艺术作品，一开篇就能把读者的眼睛吸引住是非常重要的。现代诗也应该是这样：只有首先把读者的眼睛吸引住了，其中的形象或意象与读者的的心灵产生了“共振”，才有可能吸引读者把这首诗读完。而读者只读完了这首诗，也才能对读者的心灵产生冲击（或曰“震动”），亦即诗家所说的“抵达心灵最柔软处（韩作荣语），从而达到这首诗所期望产生的效果。如果读者看了一首诗的前几行未被吸引住，在时下心态普遍浮躁情况下的人们就不可能再硬着头皮把这首诗读下去。而相当一部分现代诗不注重如何吸引读者，大概是使读诗的人愈来愈少的一个重要因素。既能保持现代诗的“诗性”，又能吸引更多的读者来读诗，是写诗的人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在保持现代诗之诗性的前提下用叙述性语言来“讲故事”，不失为一条可以一试的路径。王霁良以一个诗人兼诗评家的身分提出了这么一条路径，窃以为其意义是不可小觑的。 听罢王霁良谈诗，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就是他把写现代诗的秘密明确地告诉了你、我、他。现代诗是讲究意象的，王霁良明明白白告诉了你所谓的“意象”就是比喻中的暗喻，好的暗喻即是象征；诗的选材是与其它文学体裁是有区别的，王霁良告诉了你诗就是把小说、散文说不清的说出来；怎么能写出好的现代诗，同时也告诉了你“就用叙述性的语言来写”。这些写诗的“秘密”，但不是“秘诀”。武侠小说里所谓的“秘诀”,只要能得到，靠练就能掌握；而写诗则主要需要“悟”。多年的写作实践使我感到这个“悟”的重要性，因为任何艺术品的创作从本质上都是“悟”出来的。这个“悟”就是“悟性”。这个“悟性”既包含实践的积累，也包含天赋的高低，似还包含“契机”的因素。莫言在领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谈到：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他重要启发。可是莫言这样说：“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想想那时候，有多少中国作家读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可以说成千上万。为什么只有莫言“明白了”并闯出了了一条自己独特的路子？只能用莫言在这方面的“悟性”非同一般来解释。同样，当今天王霁良把写现代诗的“秘密”告诉了你，如果你“悟”不出来，也会视而不见。诚然，写作实践的积累是基础，没有实践的积累，就不可能出现“恍然大悟”的那一刻。 2013年1月3日成稿，2月15日略加修改 作者简介： 华锋，山东作家，曾任齐河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齐河县委党校校长，出版小说、散文集《豁然开朗》等多部，山东作协会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