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是的,她很有个性。”
“你觉得她是那个对的人吗?”
我抿了一口饮料。两指深的杜松子酒,一片柠檬,外加大量的奎宁水。“谁知道呢?”我说,“我对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再没有一点概念了。”
“他喜欢她。我确信他喜欢她。有一晚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看新闻,他提起她两次。以前他从没这样过。”
“是吗?别抱太大希望。”
“你非得这样吗?”
斯蒂文从炉火边侧过身来打量着我,也许看到了我眼睛周围长出的新皱纹,由于焦虑紧闭成了一条细线的嘴角。他看着那个小小的黄金十字架,现在总是挂在我的脖子上。我不喜欢他这么看我,我总觉得他在拿我跟别的人比较。
“我只是面对现实罢了。”
“听起来……听起来你好像期待那件事发生。”
“我了解我儿子。”
“我们的儿子。”
“是的,我们的儿子。”更多的是我的儿子,我想着:你从未真正关心过他,对他没有什么感情。你是他极力想要打动的那个缺席的人物。
“他会改变主意的,”斯蒂文说,“道路还很漫长。”
我们站在那儿。我喝了一大口饮料,冰冷的水对抗着炉火散发出的一点温暖。
“我一直在想……”我盯着壁炉,说道,“我总觉得我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我丈夫仍然注视着我。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但是我不想与他对视,怕他会伸出手碰我。我可不想到那一步。
他啜了一口饮料。“亲爱的,你只能做你能做的事情。”
“我清楚,但是这还不够,不是吗?”
他转头面对炉火,徒然地拨动着一根木头。我转过身,悄悄离开了房间。
就像他知道的那样。
起初威尔告诉我他的想法时,他对我说了两次,第一次我没有完全听清。意识到他在计划的事情时,我相当镇定,我告诉他他的想法太离谱了,然后我走出了房间。这是一种不对等的优势,我可以随时撇开一个坐轮椅的人。配楼离主楼只有两步远,但是没有内森的帮助,他就不能跨越过来。我关掉配楼的门,在自己的门厅站立,耳中仍然回荡着我儿子平静的话语。
半个小时我一动不动。
他不愿意放弃,威尔总是有着最后的决定权。每次我去看他,他都会重复他的要求。末了,我几乎每天都要设法说服我自己去找他。我不想这么活着,妈妈,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康复无望,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结束它是个合情合理的要求。我听见了他说的话,可想而知,他在那些商务会议中是什么样子,那让他富裕而自大的职业。毕竟他是一个总让别人听命的人。他不能忍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操纵他的未来,从某种角度,我又成为母亲。
他想尽办法让我同意。并非我的宗教信仰禁止这样做——虽然威尔出于自身的绝望而会下地狱非常可怕。(我相信上帝,一个慈爱的神,会理解我们的苦难,饶恕我们的罪过)
只有你成为一个母亲,才会理解母亲的难处,在你面前的大男人——这个笨拙、没有刮脸、发臭、固执己见的孩子,不再是那个握着停车罚单,穿着没有擦亮的皮鞋,有着复杂感情生活的人。他曾经成为的各种人被揉捏成了一个。
我看着威尔,看见了我怀中抱过的那个婴儿,纯净得让我痴迷,不敢相信我创造了一个人。我看见了那个蹒跚学步的儿童,伸手来牵我的手,被别的孩子欺侮后气得流泪的男生。我看见了脆弱、爱和过去。那是他要我毁灭的东西——那个小孩子和那个大男人——所有的爱,所有的过去。
1月22日那天,我在法院忙得无法脱身,要完成对商店窃贼、未投保驾驶员以及他们伤心垂泪而愤怒的旧搭档的无情检录。斯蒂文走进配楼,发现我们的儿子几乎失去知觉,头垂在扶手边,轮椅上有一摊黑而黏的血。他找到了一根生锈的铁钉,从大厅后面仓促完成的木制品上突出来的铁钉,几乎有半英寸长。他把手腕压在上面,来回翻转,直到他的肉被撕裂成碎片。直到今天,我都无法想象让他这么进行下去的决心,尽管疼痛肯定会让他半昏迷。医生说再有二十分钟他就死了。
这不是寻求帮助的恳求,他们极其谨慎地说。
在医院里他们告诉我威尔被救活后,我来到我的花园,愤怒不已。我咒骂上帝,咒骂自然,咒骂给我们家带来如此灾难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肯定是疯了。那个寒冷的傍晚,我站在花园里,把大瓶的白兰地扔出了二十英尺,砸碎了街边酒吧的窗户。我大喊大叫,声音穿透了空气,从城堡的墙壁反射回来,在远方回响。我怒不可遏,你瞧,周围的一切都可以动,可以弯,可以生长,可以繁殖,我的儿子——我的心肝,我魅力超凡、英俊潇洒的孩子却不能动,萎靡不振,浑身是血,受尽苦难!大自然的美丽让人可憎。我叫着、喊着、咒骂着我不知道我会的话语——直到斯蒂文出现,他的手放在我的肩头,在一旁等待,直到他确定我又恢复沉默。
要知道,他并不理解。他至今仍不明白,威尔会再一次自杀的。我们会永远战战兢兢地活着,等待下一次,看他会怎样折磨自己。我们不得不通过他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潜在的毒药,锋利的物体,他为结束那个该死的摩托车手引发的一切而想出来的点子。考虑到他可能再次行动,我们不得不退缩。他占了上风——他没什么可想,你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