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第一次和艾琳说话是在中学时期的一次舞会上。她太受欢迎了，所有人都想跟她跳舞。我琢磨着什么时候能插队进去。你们可要知道我那时是什么样的：非常害羞，总担心自己表现得太胆小。就这样迟疑踌躇了半天，我终于得偿所愿，但我们只跳了几分钟，很快又有别人插队进来了。
有一次，艾琳邀请我去她家。当我到她家的时候，艾琳正在为她的哲学课作业发愁。她说：“我们的老师总是提醒我们，任何事物都像纸张一样，有正反两面。”
“你们老师的这句话本身也有两面。”我说。
“什么意思？”
我在百科全书上读到过“莫比乌斯环”。那时，莫比乌斯环并非人人皆知，但是很好理解。我拿出一张纸条，扭了半圈后将两头接上，做成了一个环。艾琳看到后很兴奋。
第二天的课堂上，艾琳就等着老师说那句话。果然，老师拿起一张纸说：“任何问题都像纸一样，有正反两面。”这时艾琳拿出手中用纸条扭成的莫比乌斯环说：“老师，您的这句话也有正反两面——我这里就有一张只有一面的纸！”老师和全班同学都很惊讶，艾琳颇有成就感地展示了莫比乌斯环。我觉得，自那以后，她开始对我另眼相看。不久，我们确立了恋爱关系。
中学毕业后，我去了麻省理工学院，之后又去了普林斯顿大学，每逢假期我都回家见艾琳。有一次，我去看她，她的颈部鼓起一个肿块，肿块不断变大变小，医生说问题似乎出在淋巴系统。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医院的一个医生告诉我们，艾琳极有可能患了何杰金氏病。他说：“病情可能会出现反复，逐渐变糟。现在还没有办法根治，艾琳大概还能再活两三年。”
面对如此大的磨难，艾琳却表现得很冷静，竟然很快考虑起了下一个问题。“好吧，”她说，“我得了何杰金氏病，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虽然博士还未毕业，但我已经在贝尔实验室谋得一份研究工作。我们可以在纽约皇后区租一套小公寓，离医院和贝尔实验室都不远。我们可以在纽约结婚。那天下午我们把一切都计划好了。
有了新计划后，艾琳去医院对脖子上的肿块做了活体组织检查，以充分确认病情。几天后，艾琳打来电话：“化验报告出来了。诊断结果是，淋巴结核。”艾琳还说：“这样我也许能活7年，可能还会好转。”自那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能一起面对任何事情。经历了这件事后，一切问题都难不倒我们。
（二）
“二战”爆发后，我受聘加入了“曼哈顿计划”，同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几个月之后，一拿到学位我就跟家人宣布，我要结婚。
我们在普林斯顿边上的狄克斯堡找到一家慈善医院，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艾琳可以在那儿就诊。
我们决定在去医院的路上结婚。我借了一辆车，把后座放倒，加了一个床垫，改造成救护车那样，这样艾琳累了的时候就可以躺一会儿。我开车去艾琳家接上我的新娘。跟艾琳的家人挥手告别后，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穿过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区，乘轮渡前往斯坦顿岛——那就是我们的浪漫邮轮之旅了，然后到市政厅登记结婚。
从那时起，每个周末我都会离开普林斯顿去看艾琳。
有一次我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一盒铅笔——墨绿色的笔杆上有一行金色的小字，写着：“亲爱的理查德，我爱你！小笨瓜。”是艾琳寄来的（我叫她“小笨瓜”）。这很甜蜜，我也很爱她，但是铅笔总是会被人随手乱丢：比如跟魏格纳教授讨论某个定律或问题后，我就很有可能把铅笔落在他的桌子上。如果这样的话，那些字让人多不好意思。
那时我们并不富裕，所以我不想浪费那些铅笔。我从浴室找了个刀片，刮掉铅笔上的字再用。
第二天早晨，我收到一封信，开头写着：“为什么要把铅笔上的字刮掉？”接着是：“我爱你，你不觉得自豪吗？”后面继续写道：“你为什么在乎别人怎么想？”所以我还能怎么办？只好直接用印着字的铅笔。
不久，我被调往洛斯阿拉莫斯。项目总负责人罗伯特·奥本海默给艾琳安排了离那儿最近的一家医院。我每个周末休息时就去看她。工作日时，我经常收到艾琳的来信。有些信会做成拼字游戏的样子，剪开后装进袋子寄过来。我收到的时候信上附着检查信件的军官写的便条，内容多半是：“请转告您的太太，我们没时间玩猜谜游戏。”
艾琳虽然身处小房间，心却在全世界。我为艾琳能乐在其中而感到开心，我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三）
时光流逝，艾琳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她的父亲从老家来看她。一天，他打电话到洛斯阿拉莫斯找我，说：“你最好马上过来。”
等我见到艾琳的时候，她已非常虚弱，意识也有些模糊。她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大多数时候眼睛直直地瞪着前方，偶尔看一下旁边，呼吸困难。
我出去走了走，惊讶于自己仍旧很平静，这不像想象中最后时刻该有的情绪。可能我在欺骗自己。我心情低落，但并没有感到特别悲伤，也许是因为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这一天终会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