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梦魇般的倦怠渐渐抓紧他，锁住他的四肢。
等到他决定抬起头来，车厢里已经大亮。乘客们纷纷穿上皮大衣，活动起来。列车停住了。系着白色围裙和佩着号牌的搬运工人在乘客们身旁忙忙碌碌，提起他们的皮箱。克里莫夫穿上军大衣，信步跟随别的乘客走出车厢，觉得走路的好象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似的。他感到他的燥热、口渴和通宵不容他睡眠的凶恶形象仿佛随着他一同走出车厢了。他心不在焉地领了他的行李，雇好一辆街头雪橇。赶车的答应把他送到波瓦尔街，可是索价一又四分之一卢布，他却没有还价，更没有争吵，乖乖地坐上雪橇。数目大小他还能懂得，然而钱在他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克里莫夫回到家，他的姑姑和妹妹卡嘉，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把他迎进去。卡嘉来迎他的时候，一只手拿着铅笔，一只手拿着练习簿，他这才想起她正在准备参加教员考试。他没有回答她们的问话和问候，烧得光是喘气，毫无目的地走遍各个房间，来到自己的床前，一头倒在他的枕头上。他满脑子都是芬兰人、红军帽、一口白牙的太太、烤肉的气味、闪烁的斑点，他已经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也听不见惊慌的说话声了。
等到他醒过来，他看见自己睡在床上，脱了衣服，看见他的水瓶和巴威尔就在眼前，不过这并没有使他觉得凉快些，软和些，舒服些。他的胳膊和腿仍旧放得不舒服，他的舌头贴紧上膛，他听见芬兰人的烟斗吱吱地叫。……床旁边有一个身子结实和留着黑胡子的医师忙忙碌碌，他宽阔的后背不时碰着巴威尔。
“没关系，没关系，年轻小伙子！”他唠唠叨叨说。“挺好，挺好。……银，银。……”医师管克里莫夫叫做“年轻小伙子”，把“行”说成“银”，把“对”说成“堆”。……“堆，堆，堆，”他很快地说，“银，银。……挺好，年轻小伙子。……你可别灰心啊！”
医师那些说得很快而不大在意的话、他那副饱足的面貌、他那句老气横秋的“年轻小伙子”，惹恼了克里莫夫。
“为什么您把我说成年轻小伙子？”他呻吟着说。“多么肉麻！见鬼！”
他给自己的声音吓一跳。这声音那么干巴巴，衰弱，娇声娇气，他很难听出就是他自己的声者。
“挺好，挺好，”医师嘟哝说，一点也不生气。“别发脾气。
……堆，堆，堆。……”
在家里也跟在火车上一样，光阴飞逝，快得惊人。……在卧室里，白天的亮光不断跟夜晚的黑暗更替。医师似乎没有离开过床边，每分钟都可以听见他在说“堆，堆，堆”。一张张脸在卧室里川流不息，其中有巴威尔，有芬兰人，有上尉亚罗谢维奇，有司务长玛克西敏科，有红军帽，有一口白牙的太太，有医师。他们一齐说话，摇手，吸烟，吃东西。有一次克里莫夫甚至在白天的亮光下看见他军队里的亚历山大神甫披着项巾，手里拿着圣礼书，站在床前，嘴里念念有词，脸上现出克里莫夫以前从没见过的严肃神情。中尉想起亚历山大神甫平时常常用好意的取笑口气把所有的天主教信徒都叫做“波兰人”，就有意跟他开个玩笑，叫道：“神甫，波兰人亚罗谢维奇闹出波澜来了！”
然而亚历山大神甫，这个平时喜欢发笑、兴致很高的人，这时候却没有笑，反而越发严肃，在克里莫夫胸前画十字。晚上有两个影子川流不息地走进走出。那两个影子是他的姑姑和妹妹。妹妹的影子跪下祷告，她对神像叩头，她的灰色影子就也在墙上叩头，因此变成两个影子在祷告上帝了。房间里始终有烤肉的气味和芬兰人的烟斗气味，不过有一次克里莫夫闻到刺鼻的神香气味。他恶心得扭动着，叫起来：“神香！把神香拿走！”
没有人答话。他只能听见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些教士在唱诗，声音不高，有人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等到克里莫夫从昏迷中清醒过来，卧室里却一个人也没有。朝阳射进窗子，隔着放下的窗帘照进来，颤抖的阳光象刀刃那么明亮爽利，在玻璃水瓶上闪烁。外面传来车轮的辘辘声，可见街上已经没有雪了。中尉瞧着阳光，瞧着熟悉的家具，瞧着房门，头一件事就是笑起来。那舒畅、快乐、惹人发痒的笑意使他的胸膛和肚子颤抖不已。他全身从头到脚浸透了无限的幸福和生活的乐趣，大概只有第一个出生而且第一个看见这个世界的人才会有那样的感觉。克里莫夫热烈地巴望活动，巴望有人来谈谈。他的身体平躺在那儿不动，象块木头，只有他的手在动，然而这一点他自己几乎没有留意到，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贯注到琐屑的事情上去了。他为自己的呼吸和自己的笑声高兴，看到这儿有水瓶，有天花板，有阳光，有窗帘上的带子也高兴。哪怕在卧室这样狭小的天地，他也觉得上帝的世界那么美丽，多彩，宏伟。等到医师进来，中尉就想到医学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医师又是多么温和可爱，一般说来人们都那么好，那么招人喜欢。
“堆，堆，堆，……”医师罗罗唆唆地说。“挺好，挺好。
……现在身体可是大好了。……银，银。……”中尉听着，快活地笑了。他想起芬兰人、一口白牙的太太、火腿，他想吸烟，吃东西了。
“大夫，”他说，“您叫他们给我一点加盐的黑面包，和……和沙丁鱼。”
医师拒绝了，巴威尔不听命令，不肯去拿面包。中尉忍不住哭起来，就跟使性的孩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