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列从彼得堡开往莫斯科的邮车里，年轻的中尉克里莫夫坐在吸烟乘客的车厢里。他对面坐着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胡子刮光，论相貌很象商船的船长，多半是个家道殷实的芬兰人或者瑞典人，一路上吸着烟斗，讲话反反复复，老是那一套：“啊，您是军官！我弟弟也是军官，不过他是海军军官。
……他是海军军官，在喀琅施塔得服役。您到莫斯科去做什么？”
“我到那儿去服役。”
“啊！您成家了吗？”
“没有，我跟我姑姑和妹妹住在一起。”
“我弟弟也是军官，海军军官，不过他成了家，有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啊！”
这个芬兰人不知为什么那样惊讶，而且一说“氨字就露出欢畅的和傻呵呵的笑容，不住吧唧他那臭烘烘的烟斗。克里莫夫身体不舒服，觉得回答他问的话费力，就满心憎恨他。
他恨不得从那个人手里夺过咝咝响的烟斗来，扔到坐位底下去，把那个芬兰人赶到别的车厢里去才好。
“这班芬兰人和……希腊人，都讨厌得很，”他想。“全是些根本多余的、谁也不需要的、讨厌的人。他们不过是在地球上白占地方罢了。他们有什么用处呢？”
他一想到芬兰人和希腊人，全身就生出一种类似恶心的感觉。为了对比，他有心想一想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可是他一回想这两个民族，却不知什么缘故，只想起背着手摇风琴的流浪乐师、果*体女人、挂在姑姑家里五斗橱上面的外国石印画。
总之，军官觉得自己反常了。虽然他占据着整个长靠椅，可是不知怎的，他觉得长靠椅上容不下他的胳膊和腿。他嘴里又干又粘，脑袋里弥漫着沉重的雾，他的思想似乎不但在他脑子里漫游，而且钻到脑壳外面，飘荡到由昏暗的夜色笼罩着的坐位和乘客中间去了。他透过脑子里的雾，象透过梦境似的，听见喃喃的说话声、车轮的辘辘声、车门的开关声。
车站上的钟声、汽笛声、乘务员的吆喝声、乘客在月台上的奔跑声，比往常来得频繁。时间不知不觉地很快飞过去，因此这列火车似乎每分钟都在一个车站上停住，响亮的嗓音不住地在外面叫喊：“邮件装好了吗？”
“装好了！”
烧炉工人似乎过于频繁地跑进来看气湿表，迎面开来的列车的响声和车轮过桥的轰隆声不停地响。这种嘈杂声、汽笛声、那个芬兰人、烟草的迷雾，跟他脑子里那些凶恶而闪摇的模糊形象混在一起，象那样的形象，论形式和性质是健康的人再也想不出来的。总之，这一切压在克里莫夫心上，象是叫人受不了的恶梦。他十分苦恼，抬起沉重的头，瞧着车灯，阴影和模糊的斑点正在灯光当中转动不停。他想要点水喝，可是他那焦干的舌头几乎不能动弹，几乎没有力量回答芬兰人的问话。他极力想躺得舒服点，想睡一觉，然而办不到。芬兰人倒睡着了好几次，又醒来，点上烟斗，对他“氨的叫一声就又睡着了，中尉的腿在长靠椅上仍旧放不舒服，凶恶的形象仍旧立在他的眼睛前面。
在斯皮罗沃站，他走到车站上去喝水。他看见有些人坐在桌子旁边，急急忙忙吃东西。
“他们怎么会吃得下东西！”他暗想，极力不闻充满烤肉气味的空气，也不看那些咀嚼的嘴巴，他觉得这两样东西都讨厌，惹得他直恶心。
有一个漂亮的太太在跟一个戴着红军帽的军人高声谈话。她微笑着，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可是她的笑容也好，她的白牙也好，太太本人也好，都跟火腿和煎肉饼一样在克里莫夫心里留下可憎的印象。他不明白戴红军帽的军人坐在她身旁，随着她健康的笑脸怎么会不觉得难受。
他喝过水，回到车上，芬兰人正坐在那儿吸烟。他的烟斗咝咝地响，吱吱地叫，好比下雨天穿着一双破了窟窿的雨鞋走路一样。
“啊！”他惊奇地说。“这是什么站？”
“我不知道，”克里莫夫回答说，躺下来，闭上嘴，免得吸进辛辣的烟味去。
“我们什么时候到特维尔呢？”
“我不知道。对不起，我……我不能回答您的话。我有病，今天我感冒了。……”芬兰人象起烟斗在窗框上敲一阵，开始讲他那当海军军官的弟弟。克里莫夫不再听他讲话，满心怀念他那张柔软舒服的床，怀念那个装满凉水的水瓶，怀念他妹妹卡嘉，她是最善于为人铺床，安慰人，把水端给人喝的。等到他脑子里闪过他的勤务兵巴威尔，想到那个勤务兵给主人脱掉又重又热的长靴，把水送到他的小桌上来，他甚至忍不住微笑了。他觉得只要躺在他自己的床上，喝到水，他的梦魇就会让位给酣畅健康的睡眠了。
“邮件装好了吗？”远处响起一个低沉的说话声。
“装好了！”一个男低音差不多就在窗口那儿回答说。
这儿离斯皮罗沃已经有两三站路了。
时间象在奔驰，飞得很快，车站上的铃声、汽笛声、停车站似乎没完没了。克里莫夫灰心丧气把脸藏到长靠椅的角落里，两只手抱住头，又开始想他的妹妹卡嘉和他的勤务兵巴威尔，可是他妹妹和勤务兵跟那些模糊的形象混在一起，旋转起来，不见了。他那滚烫的呼吸喷在长靠椅靠背上，返回来，烘痛他的脸。他的腿放得不舒服，有一股风从车窗吹到他背上，然而不管这是多么难受，他却再也不想变换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