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往今来，用人之道无非不过是----唯才是举，或者任人唯亲。
道理虽简单，却历经反复讨论，争论不休，其中必定是各有千秋，是非不止。
唯才是举，官场正道，众口交赞，无可非议。然而在实践中，结果与公理却大相径庭。人们认为无可非议的任人唯贤，执行起来却那么艰难。
延熹六至七年，光禄勋陈蕃与五官中郎将黄琬，合力改善官场风气，在选拔三署郎时，拒绝向权贵家族屈服，而选拔出身寒门的士人。此举果然招来权贵家族的忌恨，最终，两人均被中伤免官。
赫赫有名的唐太宗，对魏征的直言劝阻，恨得咬牙切齿，几次在人面前，说要杀了他。
曹操虽是用人的大师，但对逆势而为的手下，立下汗马功劳的荀文若也不放过，恃才傲放的杨修就更不用说，凭空招徕杀身之祸。
魏延是个人才，据说有反骨，使孔明从一开始就起杀心。
百战百胜、劳苦功高但傲慢的韩信，竟落得被杀头，理由据说是造反，虽然证据并不是很充分。
管理高手、聪明的皇帝，具有凌驾于、防止人才造反的本领和手段，故而敢于放手启用各种各样人才；平庸无所事事的皇帝，对于那些桀骜不驯，难于制服的人才无法容忍，坚决罢黜不用；一旦涉及权力争夺时候，干脆将对手置于死地。
无怪乎人们不太喜欢任人唯才，原来也有这么多的难处；他们似乎从诸葛亮身上猜到了什么，就是不让魏延之类的人上台，防以后造反、夺权。
一般说来，人才大多数是在某方面、具有别人所没有的一技特长；才能有时候往往伴随着耿直，恃才傲物，自命清高，正直无私，不讲情面，得罪的人多。
管仲被抓受难，求绮乌守卫边界的官员，给点饭吃。那守边界的官员竟跪在地上，端饭给管仲吃，神情十分恭敬。然后私下问道：“如果您到齐国后，得以重用，您将怎样报答我？”
管仲回答：“如果我东山再起，将要任用贤人、能人，评赏有功的人。我能拿什么报答您呢？”
管仲的回答正直无私，千古美名，无可厚非；但却失去了人情。此人可作为打江山、干事业，百年难求的人才；但不可做生活上的朋友，鲍叔牙便是见证，同做生意，管仲多取一倍以上；从军时，进攻为后排，撤退为前排。
千古官场得意者，并以此而作大作强的，正好深究此道，反其道而用之，迎合领导口味，阿谀奉承、顺势而上。
到底是唯贤还是唯亲，用不着分得一清二楚，争得你死我活，老祖宗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早已总结出择人标准；有才有德，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谁都知道忠言逆耳、良言苦口。真正做到善于纳谏，从谏如流又有多少。
任人唯亲、一朝臣经过世人的口诛笔伐，本来已经臭名远扬。表面上，人们痛恨任人唯亲，都想避嫌，也不敢公开任人唯亲。实际上，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资治通鉴》第239卷，就有人辩护，而且说得振振有辞，直接颠覆了大家的公理。
唐宪宗曾经在延英殿对宰相们说：“卿辈当为朕珍惜官位，不要偏袒之私亲故。”李吉甫、权德舆都说不敢。
大权谋家李绛曰：“名臣崔祐甫有言：‘非亲非故，无法了解人的才能。’了解的人尚不授官，不了解的人何敢授官职呢？但问其才能和器识与所授官职相称否耳。若避亲故之嫌，使本朝缺欠人才济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如果所用人不合适，则朝廷自有典刑相加，谁敢逃之！”
宪宗说：“诚如卿言。”
且不说概念代换，以偏概全的辩论术如何高明，使人无可反驳，而且结论也是非常完美。“苟所用非其人，则朝廷自有典刑，谁敢逃之！”
权谋家的唯亲论自是雄辩，却不敢恭维朝廷自有典刑相加断言，权谋家大概是忘却了圣人名言：刑不上大夫。忘记了老百姓的谚语：官官相护。
范书《桥玄传》：熹平元年，尚书令桥玄，弹劾太中大夫盖升，并检举其在任南阳郡太守时，贪污数亿以上，要求免官禁锢，没入财贿。但是，皇帝不从，反而迁升为侍中，留在身边。原因是盖升曾任河间相，与帝刘宏昔日有恩。
因为侍中和尚书令，都是在宫省之中办公，桥玄不愿见到此人！干脆托辞生病拒绝当官，于是弹劾落空。
光和六年《徐璆传》，时董太后姊子张忠为南阳太守，因埶放滥，贪污数亿。荆州刺史徐璆赴任前，董太后派中常侍向徐璆传话，嘱咐关照张忠，徐璆璆对曰：“臣身为国，不敢闻命。”太后怒，随后就指使帝刘宏，提拔张忠为司隶校尉，以相威临，避免被徐璆惩治，敢问典刑何在。
仅仅是沧海一粟的记载，就能使完美理论，成了骗人鬼话。
其实也并非只有李绛有独到高论，自古就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知己者悦；千古绝唱为其鸣锣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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