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象。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行站立，上林僵死之柳又复树起，像月亮一样的大星向西运行，很多星跟随着它，这是特大的灾异。孝宣兴起的征兆，天狗夹着银河西行，二十多天常阴天不下雨，是昌邑不能善终的灾象。都载于《汉纪》。观察秦、汉的更替，惠、昭没有后代，昌邑不能善终，看孝宣的继起，上天的取舍，不是非常明显吗!高宗、成王也有雊雉拔树的灾象，能反思其原因，所以高宗能有百年的福分，成王有反向刮风的报应。神明的报应，像影子和回声一样，这是举世共知的。 。
臣有幸托身皇家末枝，确实见陛下有宽厚圣明的德行，希望消除大灾，光大直塞、盛王的美声，来尊崇玺区，所以诚恳地数次干犯死罪。现在日食尤其频繁，彗星扫过束井，摄提火光上升到紫宫，有见识的长老没有不震惊的，这是大灾象。此事难于一一记下，所以《易》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以摆卦指出爻象，再来陈说意思。 《书》说“让人用图来说明”，天文难以通晓，臣虽献了图，仍需要口说，然后才能明白，希望赐我在清闲之时，指着图陈说。 皇上于是召见了他，但最终未能任用。刘向每次被召见，都讲公族是国家的枝叶，枝叶落了树干和根便没有了庇护；现在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福禄离开公室，权力在外家之手，这不是使汉宗强盛，私家卑弱，保住社稷，稳固后代的做法。
刘向因能被皇上信任，所以常颂扬宗室，讽刺王氏和在位的大臣，语言很痛切，出于至诚。皇上多次想任用刘向做九卿，都不被在位的王氏和丞相御史支持，所以终于没有进升，做列夫官前后三十多年，七十二岁死。死后十三年王氏取代了漠。刘向的三个儿子都好学：长子刘伋，讲授《易》，做官到郡守；二儿子刘赐，做九卿丞，早死；小儿子刘歆，最有名。
刘歆字子骏，小时候因通晓《诗》《书》能做文章被召见，见到成帝，在宦者署待诏，做黄门郎。河平年间，受诏和父亲刘向一起主持校定秘书，研究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
技，没有不涉及的。刘向死后，刘歆又做中垒校尉。
哀帝刚即位，大司马王莽推举刘歆是有才德的宗室，做诗中太中大夫，升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地位尊贵深受宠幸。又负责《五经》之事，完成父亲的遣业。刘歆便汇集六艺群书，分类编排为《七略》。《艺文志》有载。
刘歆和刘向开始都研究《易》，宣帝时，下韶让刘向学习《谷梁春秋》，十多年，已学得很精通。到刘歆校定秘书，看到古文《春秋左氏传》，他非常喜欢。当时丞相史尹咸因能研究《左氏》，和刘歆一起校订经传。刘歆大略跟尹咸和丞相翟方进学习，询问大义。起初《左氏传》多为古字古语，学者传解训诂而已，到刘歆研究《左氏》，引传文来解经，互相发明，从此也具备了章句义理。刘歆又沉静有谋略，父子都好古，博闻强记，超过别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和圣人一样，亲眼见过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之后，听传闻和亲眼见，详略不同。刘歆多次向刘向发难，刘向不能责难他，却仍自己坚守着《谷梁》的义旨。等刘歆被皇上亲近，想把《左氏春秋》和《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哀帝让刘歆和《五经》博士讲论其意旨，各位博士有的不肯和刘歆辩论，刘歆于是致书太常博士，责备他说：
从前唐虞衰亡，三代继起，圣帝明王，相承迭兴，大道显著。周室衰微礼乐不正，大道如此难以保全。所以孔子担心大道不通行，游历各国去应聘。从卫回鲁，之后音乐匡正， 《雅》颂》各得其所；刊定《易》，作《书》序，著作《春秋》，来记载帝王之道。到夫子死而精微之言灭绝，七十子死而大义乖谬，又遇上战国纷争，摒弃篷豆的礼仪，着手军旅行阵，孔氏大道衰微，孙吴法术兴盛。逐渐衰落一直到了暴秦，烧经书，杀儒士，制定禁书法律，赞扬古代的被治罪，大道法术从此灭绝。汉兴起，离圣帝明王很远，仲尼大道又灭绝，法度无从因袭。当时衹有一个叔孙通大致制定礼仪，天下衹有卜书《易》，没有别的书。到孝惠时，废除禁书法律，但公卿大臣绛、灌等人都是披戴盔甲的武夫，不以为然。到孝文皇帝，开始让掌故晁错，跟伏生学习《尚书》。《尚书》刚从屋墙中取出，朽折散乱，现在那书仍在，当时师傅衹是传解诵读而已。 《诗》开始萌芽。天下出现了很多书，都是诸子的传释，尚且广泛立于学官，为它们设置博士。在汉朝的儒生，祇有买生而已。到孝武皇帝，之后邹、鲁、梁、趟常有讲解《诗》、《礼》、《春秋》的前辈老师，都兴起于建元年间。在这时，一人不能独自穷尽经书，有的通晓《雅》，有的通晓《颂》，大家相配合才能完成讲经。《泰誓》后出，博士收集并诵读。所以诏书说道： “礼崩乐坏，书简脱缺，朕很担心。”当时汉兴起已七八十年，离开全部的经书，本来就很远了。
到鲁恭王发掘孔子旧宅，想建造宫室，在断墙中得到古文， 《逸礼》有三十九篇，《书》有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上它们，遇上巫蛊仓猝之祸，没来得及施行。至于左氏丘明所修的《春秋》，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多篇，藏在秘府，隐秘没有公布。孝成皇帝怜惜学术残缺，与原书相差很大，便公布旧藏，校订旧文，用这三种书，校订学官传授的经传，经有的脱简，传有的错编。传令询问民间，有鲁厘担公、整回贯公、胶东庸生的传学与此相同，受压制没有施行。这是使有识者怜惜，士君子痛心的事。以前做学问的人不考虑书的残缺，苟
且因陋就寡，分析文字，言辞烦琐，学者到老不能研究通一艺。信口解说背诵传记，信奉低等的老师而责难以往的古事，至于国家要有大事，如立辟雍、封掸、巡狩的仪式，便糊涂不知应该怎样。仍要抱残守缺，带着怕被戳穿的私心，而没有服从善义的公心，或者心怀嫉妒，不思实情，雷同的便相追随，听声音附和是非，压抑这三种学问，认为《尚书》是完备的，说左氏没有传解《春秋》，不是很可悲的事吗!
现在圣上德通神明，继位承业，也怜惜文章错乱，学士们这么多，虽明白真情，仍然迟疑谦让，愿意和士君子一样。所以下发明诏，辩论《左氏》是否可立，派近臣奉上旨令，要来扶助微弱，和两三个君子同心合力，希望重立被废弃的经传。现在却并非如此，深藏坚拒，不肯论辩，苟且以不诵习而灭绝它，想来堵塞仅剩的大道，灭绝精微的学问。可以和他分享成果，难于和他考虑创业，这是老百姓的做法，不是名士君子所为。并且这几家的事，都是先帝亲自谈及，现在皇上考查，那些古文旧书，都有验证，内外相合，难道是苟且就能罢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