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了，他带着小小子。……他带着，这是实在的。
……”
有一个车夫本来远远地在前面走，忽然离开他原来的地方，跑到一边去，拿鞭子抽一下地面。他是个身材高大、肩膀很宽的汉子，年纪三十岁左右，生着卷曲的金黄色头发，显然很有力气，身体结实。凭他的肩膀和鞭子的动作来看，凭他的姿势所表现的那种恶狠狠的样子来看，他所打的是个活东西。另外有个车夫跑到他那儿去了，这是一个矮胖的小个子，长着又大又密的黑胡子，穿一件坎肩和一件衬衫，衬衫的底襟没有掖在裤腰里。这个车夫用低沉的、象咳嗽一样的声音哈哈大笑起来，叫道：“哥儿们，迪莫夫打死了一条毒蛇！真的！”
有些人，单凭他们的语声和笑声就可以正确地判断他们的智慧。这个生着黑胡子的汉子正好就是这类幸运的人。从他的语声和笑声，听得出他笨极了。生着金色头发的迪莫夫打完了，就拿鞭子从地面上挑起一根象绳子样的东西，哈哈笑着，把它扔在车子旁边。
“这不是毒蛇，是草蛇！”有人嚷道。
那个走路象木头、脸上绑着破布的人快步走到死蛇那儿，看一眼，举起他那象木棍样的胳膊，双手一拍。
“你这囚犯！”他用低沉的、悲痛的声音叫道。“你干吗打死这条小蛇呀？它碍了你什么事，你这该死的？瞧，他打死了一条小蛇！要是有人照这样打你，你怎么样？”
“不该打死草蛇，这是实在的，……”潘捷列平心静气地唠叨着。“不该打死。……又不是毒蛇嘛。它那样子虽然象蛇，其实是个性子温和、不会害人的东西。……它喜欢人。……草蛇是这样的。……”迪莫夫和那生着黑胡子的人大概觉得难为情，因为他们大声笑着，不回答人家的抱怨，懒洋洋地走回自己的货车那儿去了。等到后面一辆货车驶到死蛇躺着的地方，脸上绑着破布的人就凑近草蛇弯下腰去，转身对潘捷列用含泪的声音问道：“老大爷，他干吗打死这草蛇呀？”
这时候叶果鲁希卡才看见他的眼睛挺小，暗淡无光，脸色灰白，带着病容，也好象暗淡无光，下巴挺红，好象肿得厉害。
“老大爷，他干吗打死它呀？”他跟潘捷列并排走着，又说一遍。
“他是个蠢人，手发痒，所以才打死它，”老头儿回答说。
“不过不应该打死草蛇。……这是实在的。……迪莫夫是个捣蛋鬼，大家都知道，碰见什么就打死什么，基留哈也不拦住他。他原该出头拦住他，可是他倒‘哈哈哈’‘嗬嗬嗬’的。
……不过，你呢，瓦夏，也别生气。……何必生气呢？打死就算了，随他去好啦。……迪莫夫是捣蛋鬼，基留哈因为头脑糊涂才会那样。……没什么。……他们是不懂事的蠢人，随他们去吧。叶美里扬就从来也不碰不该碰的东西。……他从来也不碰，这是实在的。……因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呢，蠢。……叶美里扬不同。……他就不碰。”
那个穿土红色大衣、长着海绵样的瘤子的车夫，本来在指挥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唱诗班，这时候听见人家提起他的名字，就站住，等着潘捷列和瓦夏走过来，跟他们并排往前。
“你们在谈什么？”他用嘶哑的、透不出气的声音问道。
“喏，瓦夏在这儿生气，”潘捷列说。“所以，我就跟他讲讲话，好让他消消气。……哎哟，我这双挨过冻的脚好痛哟！
哎哟，哎哟！就因为今天是礼拜天，主的节日，脚才痛得更厉害了！”
“那是走出来的，”瓦夏说。
“不，小伙子，不是的。……不是走出来的，走路的时候倒还舒服点。等我一躺下，一暖和，那才要命哟。走路在我倒还轻松点。”
穿着土红色大衣的叶美里扬夹在潘捷列和瓦夏当中走着，挥动胳膊，仿佛他们打算唱歌似的。挥了不大工夫，他放下胳膊，绝望地干咳一声。
“我的嗓子坏了！”他说。“真是倒霉！昨天一晚上，今天一上午，我老是想着我们先前在马利诺夫斯基家婚礼上唱的《求主怜悯》这首三部合唱的圣歌；它就在我的脑子里，就在我的喉咙口，……仿佛要唱出来似的，可是真要唱吧，却又唱不出来！我的嗓子坏了！”
他沉默了一分钟，想到什么，又说下去：“我在唱诗班里唱过十五年，在整个卢甘斯克工厂里也许没有一个人的嗓子及得上我。可是，见鬼，前年我在顿涅茨河里洗了个澡，从那以后，我就连一个音符也唱不准了。喉咙受凉了。我没有了嗓子，就跟工人没有了手一样。”
“这是实在的，”潘捷列同意。
“说到我自己，我明白自己已经是个没希望的人，完了。”
这当儿，瓦夏凑巧看见叶果鲁希卡。他的眼睛就变得油亮，比先前更小了。
“原来有位少爷跟我们一块儿走！”他拿衣袖遮住鼻子，仿佛害臊似的。“好一个尊贵的车夫！留下来跟我们一块儿干吧，你也赶车子、运羊毛好了。”
他想到一个人同时是少爷，又是车夫，大概觉得很稀奇，很有趣，因为他嘿嘿地大笑起来，继续发挥他这种想法。叶美里扬也抬头看看叶果鲁希卡，可是只随意看一眼，目光冷淡。他在想自己的心事，要不是瓦夏谈起，大概就不会留意到有叶果鲁希卡这么个人了。还没过上五分钟，他又挥动胳膊，然后向他的同伴们描摹他晚上想起来的婚歌《求主怜悯》的美妙。他把鞭子夹在胳肢窝底下，挥动两条胳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