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来医学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他在大学里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医学不久即可达到炼金术和玄学的水平，可是现在，每当他夜里看书时，医学常常触动他，唤起他心中的惊喜之情。的确，它的辉煌成就简直出人意料，发生了多么深刻的革命啊！多亏抗菌剂，伟大的皮罗戈夫①认为甚至将来②都做不了的许多手术，现在都能做了。连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生部敢做膝关节切除术。至于剖腹术，做一百例只有一例死亡。结石病只是小事一桩，甚至没有人再写这方面的文章。梅毒已经可以根治。还有遗传学说，催眠疗法，巴斯德③和科赫④的发现，以统计学力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国的地方自治局医疗系统。精神病学以及它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医疗法，同过去相比，简直像一座雄伟的厄尔布鲁士⑤。现在对待疯子不再往他们头上浇冷水，不再要他们穿紧身病服，对他们比较人道，据报上说，甚至为他们举办演出和舞会。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从当前的观点和时尚来看，像第六病室这样的丑恶现象大概只能在离铁道二百里的小城里出现，因为这里的市长和全体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们把医生看作祭司，哪怕他把烧熔的锡水灌进病人的嘴里也只能相信而不能作任何批评。换了别的地方，公众和报刊早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⑥砸烂了。
①尼·伊·皮罗戈夫（一八一０－－-八八一），俄国解剖学家，外科学家。
②原文为拉丁文。
③巴斯德（一八二二－－一八九五），法国近代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奠基人。
④科赫（一八四三－－一九一Ｏ），德国微生物学家，现代细菌学、流行病学奠基人之一。
⑤俄国高加索山脉之高峰。
⑥巴黎监狱，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期间被群众捣毁。
“不过这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由此得出什么呢？抗菌剂也罢，科赫也罢，巴斯特也罢，丝毫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患病率和死亡率一如往常。人们为疯子举办舞会，演戏，但依旧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可见一切都是虚妄和徒劳，其实，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一种悲哀和近似嫉妒的情绪使他再也不能心平气和。这恐怕是太困的缘故，沉重的头垂向书本，他只好双手托住脸，心里想道：
“我做着有害的事情，我拿人家的钱却欺骗他们。我不诚实。可是我本身微不足道，我只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的县官都是有害的，却白领着薪水……可见不诚实并不是我的过错，而是时代的过错……我若晚生二百年，我就是另一个人了。”
时钟敲了三下，他熄灯后进了卧室。可是他毫无睡意。
八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慷慨起来，决议在开办地方自治局医院之前，每年拨款三百卢布，作为市立医院增加医务人员的补助金。因此，为了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工作，县医生叶夫根尼·费多雷奇·霍博托夫便受聘来到这个城市。这人还很年轻，不到三十岁，高颧骨，小眼睛，是个高身量的黑发男子，看来他的祖先是异族人。他来到这个城市时身无分文，提一只小箱子，带一个难看的年轻女人，他说是他的厨娘。这个女人还有一个吃奶的娃娃。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经常戴一顶鸭舌制帽，脚穿高统靴子，冬天穿着短皮袄。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交上了朋友，可是不知为什么把其余的官员叫做贵族，老躲着他们。他的住所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他到医院来时总是随身带着这本书。每天晚上他在俱乐部玩台球，他不喜欢打牌。在谈话中他极爱使用这类言辞：“拖拖沓沓”，“废话连篇”，“你别把水搅混”等等。
他每周来医院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没有抗菌剂，沿用拔血罐放血，这些都使他愤怒，但他也不采用新办法，唯恐这样一来冒犯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他把自己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看作老滑头，怀疑他很有钱财，内心里嫉妒他。要能占据他的职位他才高兴呢。
九
三月末，一个春天的傍晚，那时地上已经没有积雪，医院的花园里椋鸟开始歌唱，安德烈·叶菲梅奇把他的朋友邮政局长送到大门口。正在这个时候，犹太人莫谢伊卡带着他的战利品回来，刚走进院子。他没戴帽子，光脚穿一双浅帮套鞋，手里拿着一小包讨来的东西。
“给个小钱吧！”他冻得浑身哆嗦，笑着对医生说。
向来不拒绝人的安德烈·叶菲梅奇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硬币。
“这多么不好，”他瞧着莫谢伊卡的光脚和又瘦又红的踝骨想道，“全湿透了。”
他的内心激起一种既像同情又像厌恶的感情，便跟在犹太人身后朝偏屋走去，时而看看他的秃顶，时而看看他的踝骨。医生刚走进屋子，尼基塔立即从一堆破烂上跳起来，站得笔直。
“你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最好能发给这个犹太人一双靴子，要不然他会感冒的。”
“是，老爷。我一定报告总务长。”
“劳驾了。你可以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就说是我要你这么干的。”
从外屋通向第六病室的门正开着。伊凡·德米特里躺在床上，撑着胳膊肘抬起身子，惶恐不安地听着陌生人的声音，突然认出了医生。他气得浑身打颤，跳下床，涨红了脸，圆瞪着眼，一脸凶相跑到病室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