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通古之史，所书事迹，多取简编故实，非如当代纪载，得于耳闻目见，虚实可以互参。而既为著作，自命专家，则列传去取，必有别识心裁，成其家言；而不能尽类以收，同于排纂，亦其势也。即如《左传》中事收入《史记》，而子产、叔向诸人，不能皆编列传，《人表》安可不立？至前人行事，杂见传记，姓名隐显，不无详略异同。列传裁断所余，不以人表收其梗概，则略者致讥挂漏，详者被谤偏徇，即后人读我之书，亦觉阙然少绳检矣。故班氏之《人表》，于古盖有所受，不可以轻议也。
毫州志人物表例议中或曰：通史之需人表，信矣。断代之史，子言或可无需人表，或之云者，未定辞也，断代无需征古，何当有人表欤？曰：断代书不一类，约计盖有三门，然皆不可无人表也。较于通史，自稍缓耳；有之，斯为美矣。史之有列传也，犹《春秋》之有《左氏》也。《左氏》依经而次年月，列传分人而著标题，其体稍异，而其为用，则皆取足以备经、《春秋》。纪《本纪》。之本末而已矣。治《左氏》者，尝有列国《公子谱》矣。治断代纪传之文者，仅有班《书》《人表》，甫著录而已为丛诟所加，孰敢再议人物之条贯欤？
夫《春秋》《公子》《谥族》诸谱，杜预等。《名字异同》诸录，冯继先等。
治编年者，如彼其详。而纪传之史，仅一列传目录，而列传数有限制，即年表、世表，亦仅著王侯将相，势自不能兼该人物，类别区分。是以学者论世知人，与夫检寻史传去取义例，大抵渺然难知。则人表之不可阙也，信矣。
顾氏炎武曰：“史无年表，则列传不得不多；列传既多，则文繁而事反遗漏。”因谓其失始于陈寿，而范、沈、姚、李诸家，咸短于此。顾氏之说，可谓知一而不知二矣。年表自不可废，然王公将相，范、沈、姚、李诸史，所占篇幅几何？唐、宋之史，复立年表，而列传之繁，乃数倍于范、沈诸书，年表何救于列传之多欤？夫不立人表，则列传不得不多，年表犹其次焉者耳。
而人表方为史家怪笑，不敢复犯，宜其纷纷著传，如填户版，而难为决断，定去取矣。
夫通古之史，所取于古纪载，简册具存。不立人表，或可如迁史之待补于固，未为晚也。断代之史，或取裁于簿书记注，或得之于耳目见闻，势必不能尽类而书，而又不能必其事之无有，牵联而及；则纵揽人名，区类为表，亦足以自见凡例，且严列传通裁，岂可更待后之人乎？夫断代之史，上者如班、陈之专门名家，次者如晋、唐之集众所长，下者如宋、元之强分抑配。
专门名家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明其独断别裁；集众所长之史，非人表不足以杜其参差同异；强分抑配之史，非人表不足以制其芜滥猥梦。故曰：断代之史，约计三门，皆不可无人表也。
毫州志人物表例议下方志之表人物，何所仿乎？曰：将以救方志之弊也，非谓必欲仿乎史也，而史裁亦于是具焉而已。今之修方志者，其志人物，使人无可表也。且其所志人物，反类人物表焉，而更无所谓人物志焉，而表又非其表也。盖方志之弊也久矣！史自司马以来，列传之体，未有易焉者也。方志为国史所取裁，则列人物而为传，宜较国史加详。而今之志人物青，删略事实，总撷大意，约略方幅，区分门类。其文非叙非论，似散似骈；尺牍寒温之辞，簿书结勘之语，滥收猥入，无复翦裁。至于品皆曾、史，治尽龚、黄，学必汉儒，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难求，斯固等于自郐无讥，存而不论可矣。即有一二矫矫，雅尚别裁，则又简略其辞，谬托高古，或仿竹书记注，或摩石刻题名，虽无庸恶肤言，实昧通裁达识，所谓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为痼弊久矣。是以国史宁取家乘，不收方志，凡以此也。
夫志者，志也。人物列传，必取别识心裁，法《春秋》之谨严，含诗人之比兴。离合取舍，将以成其家言。虽曰一方之志，亦国史之具体而微矣。
今为人物列表，其善盖有三焉。前代帝王后妃，今存故里，志家收于人物，于义未安，削而不载，又似阙典。是以方志遇此，聚讼纷然；而私智穿凿之流，往往节录本纪，巧更名目，辗转位置，终无确当。今于传删人物，而于表列帝王，则去取皆宜，永为成法。其善一也。史传人物本详，志家反节其略，此本类书摘比，实非史氏通裁。然既举事文，归于其义，则简册具有名姓，亦必不能一概而收，如类纂也。兹于古人见史策者，传例苟无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几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迹，日详于耳，宽今严古，势有使然。至于乡党自好，家庭小善，义行但存标题，节操止开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传无可著之实，则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则义无屈抑。其善三也。凡此三者，皆近志之通病，而作家之所难言。故曰：方志之表人物，将以救方志之弊也。
亳州志掌故例议上先王制作，存乎六艺，明其条贯，天下示诸掌乎？夫《书》道政事，典、谟、贡、范，可以为经要矣。而《周官》器数，不入四代之书。夏礼、殷礼，夫子能言，而今已不存其籍。盖政教典训之大，自为专书，而人官物曲之细，别存其籍，其义各有攸当。故以周孔经纶，不能合为一也。司马迁氏绍法《春秋》，著为十二本纪，其年表、列传，次第为篇，足以备其事之本末；而于典章制度，所以经纬人伦，纲维世宙之具，别为八书，以讨论之。班氏厂为十志；后史因之，互有损益，遂为史家一定法矣。昔韩宣子见《易象》、《春秋》，以谓周《礼》在鲁。左氏综纪《春秋》，多称礼经。书志之原，盖出官《礼》。《天官》未改天文，《平准》未改食货，犹存《汉书》一二名义，可想见也。郑樵乃云“志之大原，出于《尔雅》”，非其质矣。然迁、固书志，采其纲领，讨论大凡，使诵习者可以推验一朝梗概，得与纪传互相发明，足矣。至于名物器数，以谓别有专书，不求全备，犹左氏之数典征文，不必具《周官》之纤悉也。司马《礼书》末云：“俎豆之事，则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
自沈、范以降，讨论之旨渐微，器数之加渐广。至欧阳《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书至五十卷，官府簿书，泉货注记，分门别类，惟恐不详。
《宋》、《金》、《元史》繁猥愈甚，盈床叠几，难窥统要。是殆欲以《周官》职事，经礼容仪，尽入《春秋》，始称全体。则夫子删述《礼》、《乐》、《诗》、《书》，不必分经为六矣。夫马、班书志，当其创始，略存诸子之遗。《管子》、《吕览》、《鸿烈》诸家，所述天文、地圆、官图、乐制之篇，采掇制数，运以心裁，勒成一家之言，其所仿也。马、班岂不知名数器物不容忽略？盖谓各有成书，不容于一家之言，曲折求备耳。如欲曲折求备，则文必繁芜，例必庞杂，而事或反晦而不显矣。惟夫经生策括，类家纂要，本非著作，但欲事物兼该，便于寻检。此则猥陋无足责耳。史家纲纪群言，将勒不朽，而惟沾沾器数，拾给不暇。是不知《春秋》官《礼》，意可互求，而例则不可混合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