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述之重史官，犹《儒林》之重经师，《文苑》之重作者也。《儒林列传》当明大道散著，师授渊源；《文苑列传》当明风会变迁，文人流别。此则所谓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发明道要，但叙学人才土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况史学之重，远绍《春秋》、而后史不立专篇，乃令专门著述之业，湮而莫考，岂非史家弗恩之甚耶？夫列史具存，而不立专传，弊已如是；况州县之书，迹微易隐，而可无专录乎？
书之未成，必有所取裁，如迁史之资于《世本》、《国策》，固书之资于冯商、刘歆是也；书之既成，必有其传述，如杨恽之布迁书，马融之受汉史是也；书既成家，必有其攻习，如徐厂、裴骃之注马，服虔、应劭之释班是也。此家学渊源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马、班而后，家学渐衰，世传之家学也。而豪杰之士，特立名家之学起，如《后汉书》之有司马彪、华峤、谢承、范蔚宗诸家，而《晋书》之有何法盛等一十八家是也。同纪一朝之迹，而史臣不领专官，则人自为编，家各为说。不为叙述讨论，萃合一篇之内，何以得其折衷？此诸家流别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六代以还，名家复歇，父子世传为家学，一人特撰为名家。而集众修书之法行，如唐人之修《晋书》，元人之修《宋》、《辽》、《金》三史是也。
监修大臣，著名简端，而编纂校勘之官，则隐显不一。即或偶著其人与修史事，而某纪某表编之谁氏，某志某传辑自何人，孰为草创规条，孰为润色文采，不为整齐缀合，各溯所由，未免一书之中，优劣互见，而功过难知。此一书功力之必待专篇列传而明者也。
若夫日历起居之法，延阁广内之藏，投牒议谥之制，稗官野史之征，或于传首叙例，详明其制；或于传终论述，推说其由，无施不可。亦犹儒林传叙，申明学制，表立学官之遗意也。诚得此意而通于著作，犹患史学不举，史道不明，未之闻也。
志乘为一县之书，即古者一国之史也，而世人忽之。则以家学不立，师法失传，文不雅驯，难垂典则故也。新编告成，而旧书覆瓮，未必新书皆优，而旧志尽劣也。旧志所有，新志重复载之，其笔削之善否，初未暇辨；而旧志所未及载，新志必有增益，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一矣。纂述之家，喜炫己长，后起之书，易于攻摘。每见修志诸家，创定凡例，不曰旧书荒陋，则云前人无稽，后复攻前，效尤无已。其实狙公颠倒三四，本无大相径庭。但前人已往，质证无由，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二矣。州县之书，率多荒陋，文人学士，束而不观。其有特事搜罗，旁资稽索，不过因此证彼，初非耽悦本书。
新、旧二本，杂陈于前，其翻阅者，犹如科举之士，购求程墨，阴阳之家，检视宪书，取新弃旧，理势固然，本非有所特择，则旧志之易为厌弃者三矣，夫索绥《春秋》，夫索绥《前凉春秋》。端资边浏。浏承张骏之命，集凉内外事。常璩《国志》，《华阳国志》也。半袭谯周。《华阳国志》载李氏始末。其刘氏二志，大率取裁谯周《蜀本纪》。是则一方之书，不能无藉于一方之纪载。而志家不列前人之传，岂非得鱼忘筌，习而不察？又何怪于方志之书，放失难考耶？
主修之官，与载笔之士，撰著文辞，不分名实，前志之难传一也。序跋虚设，于书无所发明，前志之难传二也。如有发明，则如马、班之录《自序》。
可以作传矣。作志之人，行业不详，前志之难传三也。书之取裁，不标所目，前志之难传四也。志当递续，非万不得已，不当迭改，迭改之书，而欲并存，繁重难胜，前志之难传五也。于难传之中，而为之作传，盖不得已而存之，推明其故，以为后人例也。
永清县志文征序例《永清县志》告成，区分纪、表、图、书、政略、列传六体，定著二十五篇，篇各有例，又取一时征集故事文章，择其有关永清而不能并收入本志者，又自以类相从，别为奏议、征实、论说、诗赋，各为一卷，总四卷。卷为叙录如左，而总叙大指，以冠其编。
叙曰：古人有专守之官，即有专掌之故；有专门之学，即有专家之言。
未有博采诸家，汇辑众体，如后世文选之所为也。官失学废，文采愈繁。以意所尚，采掇名隽，若萧氏《文选》，姚氏《文粹》是也；循流溯源，推而达于治道，《宋文之鉴》是也；相质披文，进而欲为史翼，《元文之类》是也。是数子之用心，可谓至矣。然而古者十五《国风》、八国《国语》，以及晋乘、楚梼杌与夫各国春秋之旨绎之，则列国史书，与其文诰声诗，相辅而行，在昔非无其例也。唐刘知几尝患史体载言繁琐，欲取诏诰章疏之属，以类相从，别为一体，入于纪传之史。是未察古人各有成书，相辅益章之义矣。第窥古人之书，《国语》载言，必叙事之终始。《春秋》义授左氏，《诗》有国史之叙，故事去千载，读者洞然无疑。后代选文诸家，掇取文辞，不复具其始末。如奏议可观，而不载报可；寄言有托，而不述时世；诗歌寓意，而不缀事由；则读者无从委决，于史事复奚裨乎？《文选》、《文粹》，固无足责；《文鉴》、《文类》，见不及斯。岂非尺有所短者哉？近人修志，艺文不载书目，滥入诗文杂体，其失固不待言；亦缘撰志之时，先已不辨为一国史裁，其猥陋杂书，无所不有，亦何足怪？今兹稍为厘正，别具《文征》；仍于诗文篇后，略具始末，便人观览，疑者阅之。聊于叙例，申明其旨云尔。
奏议叙录奏议之文，所以经事综物，敷陈治道。文章之用，莫重于斯。而萧统选文，用赋冠首。后代撰辑诸家，奉为一定科律，亦失所以重轻之义矣。如谓彼固辞章家言，本无当于史例，则赋乃六义附庸，而列于诗前；骚为赋之鼻祖，而别居诗后；其任情颠倒，亦复难以自解。而《文苑》、《文鉴》，从而宗之，又何说也？今以奏议冠首，以为辑文通例，窃比列史之首冠本纪云尔。
史家之取奏议，如《尚书》之载训诰，其有关一时之制度者，裁入书志之篇；其关于一人之树立者，编诸列传之内。然而纪传篇幅，各有限断，一代奏牍，文字繁多，广收则史体不类，割爱则文有阙遗。按班氏《汉书》，备详书奏，然覆检《艺文志》内石渠奏议之属，《高祖》、《孝文》论述册诏之传，未尝不于正史之外，别有专书，然则奏议之编，固与实录起居注相为表里者也。前人编《汉魏尚书》，近代编《名臣章奏》，皆体严用巨，不若文士选文之例。而不知者，往往忽而不察，良可惜也。
杜佑撰《通典》，于累朝制度之外，别为礼议二十余卷，不必其言之见用与否，而谈言有中，存其名理。此则著书之独断，编次之通裁，其旨可以意会，而其说不可得而迹泥者也。然而专门之书，自为裁制，或删或节，固无不可。史志之体，各有识职，征文以补书志之阙，则录而不叙，自由旧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