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志掌故例议中薄书纤悉，既不可溷史志，而古人甲乙张本，后世又无由而知，则欲考古制而得其详，其道何从？曰：叔孙章程，韩信军法，萧何律令，皆汉初经要之书，犹《周官》之六典也。《汉志》礼乐刑法，不能赅而存之，亦以其书自隶官府，人可咨于有司而得之也。官失书亡，则以其体繁重，势自不能行远，自古如是，不独汉为然矣。欧、宋诸家，不达其故，乃欲藉史力以传之。夫文章易传，而度数难久。故《礼》亡过半，而《乐经》全逸。六艺且然，况史文乎？且《唐书》倍汉，而《宋史》倍唐，已若不可胜矣。万物之情，各有所极。倘后人再倍《唐》、《宋》而成书，则连床架屋，毋论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迟之又久，终亦必亡。是则因度数繁重，反并史文而亡之矣，又伺史力尚能存度数哉？
然则前代章程故事，将遂听其亡欤？曰：史学亡于唐，而史法亦莫具于唐。欧阳《唐志》未出，而唐人已有窥于典章制度，不可求全于史志也。刘氏有《政典》，杜氏有《通典》，并仿《周官》六典，包罗典章，巨细兼收，书盈百帙。未尝不曰君臣事迹，纪传可详，制度名数，书志难于赅备，故修之至汲汲也。至于宋初王氏有《唐会要》、《五代会要》，其后徐氏更为《两汉会要》，则补苴前古，括代为书，虽与刘、杜之典，同源异流，要皆综核典章，别于史志，义例昭然，不可易矣。夫唐、宋所为典要，既已如彼，后人修唐、宋书，即以其法，纪纲唐、宋制度，使与纪传之史，相辅而行，则《春秋》、《周礼》，并接源流。奕世遵行，不亦善乎？何欧阳述《唐》，元人纂《宋》，反取前史未收之器数，而猥加罗列，则亦不善度平时矣。或谓《通典》、《会要》之书，较马、班书志之体力加详耳；其于器物名数，亦复不能甄综赅备，故考古者不能不参质他书。此又非知言也。古物苟存于今，虽户版之籍，市井泉货之簿，未始不可备考证也。如欲皆存而无裁制，则岱岳不足供藏书，沧海不足为墨渖也。故为史学计其长策，纪、表、志、传，率由旧章，再推周典遗意，就其官司簿籍，删取名物器数，略有条贯，以存一时掌故，与史相辅而不相侵，虽为百世不易之规，可也。
亳州志掌故例议下掌故之原，始于官《礼》。百官具于朝廷，则惟国史书志，得而撷其要，国家会典、会要之书，得而备其物与数矣，撰方志者，何得分志与掌故乎？
曰：部寺卿监之志，即掌故也；拟于《周官》，犹夏官之有《司马法》，冬官之有《考工记》也。部府州县之志，乃国史之分体，拟于周制，犹晋《乘》、楚《梼杌》与鲁《春秋》也。郡县异于封建，则掌故皆出朝廷之制度耳，六曹职掌，在上颁而行之，在下承而奉之，较之国史，具体而微。志与掌故。
各有其不可易，不容溷也。
今之方志，猥琐庸陋，求于史家义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盖无以讥为也。然簿书案牍，颁于功令，守于吏典，自有一定科律，虽有奇才，不能为加；虽有愚拙，不能为损；名胜大邦与荒僻陋邑，无以异也。故求于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见古人之史裁；求于今日之案牍，实可因而见古人之章程制度。故曰：礼失求诸野也。夫治国史者，因推国史以及掌故，盖史法未亡，而掌故之义不明，故病史也。治方志者，转从掌故而正方志。盖志义久亡，而掌故之守未坠；修其掌故，则志义转可明矣。《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志义欲其简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备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容不挈也。徒以简略为志，此《朝邑》、《武功》之陋识也。但知详备为掌故，则胥史优为之，而不知其不可行矣。夫志者，志也。
其事其文之外，盖有义焉，所谓操的之道者此也。而或误以并省事迹，删削文字，谓之简也；其去古人，不亦远乎？夫名家撰述，意之所在，必有别裁，或详人之所略，或弃人之所取，初无一成之法。要读之者，美爱传久，而恍然见义于事文间，斯乃有关于名教也。然不整齐掌故，别为专书，则志亦不能自见其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