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采得奏议四篇，咨详禀帖三篇，亦附录之，为其官府文书，近于奏议，故类入焉。其先后一以年月为次，所以备事之本末云尔。
征实叙录征实之文，史部传记支流。古者史法谨严，记述之体，各有专家。是以魏晋以还，文人率有别集。然而诸史列传，载其生平著述，止云诗赋、箴铭、颂诔之属，共若干篇而已。未闻载其记若干首，传若干章，志若干条，述若干种者也。由是观之，则记传志述之体，古人各为专门之书，初无散著文集之内，概可知矣。唐、宋以还，文集之风日炽，而专门之学杳然。于是一集之中，诗赋与经解并存，论说与记述同载，而裒然成集之书，始难定其家学之所在矣。若夫选辑之书，则萧统《文选》不载传记，《文苑》、《文鉴》始渐加详，盖其时势然也。文人之集，可征史裁，由于学不专家，事多旁出，岂不洵欤？
证实之体，自记事而外，又有数典之文，考据之家，所以别于叙述之文也。以史法例之，记事乃纪传之余，数典为书志之裔，所谓同源而异流者也。
记事之源，出于《春秋》，而数典之源，本平官《礼》，其大端矣。数典之文，古来亦具专家，《戴记》而后，若班氏《白虎通义》、应氏《风俗通义》、蔡氏《独断》之类，不可胜数。而文人入集，则自隋、唐以前，此体尤所未见者也。至于专门学衰，而文士偶据所得，笔为考辨，著为述议，成书则不足，削弃又可惜，于是无可如何，编入文集之中，与诗赋书表之属，分占一体，此后世选文之不得不收者也。
征实之文，与本书纪事，尤相表里，故采录校别体为多。其传状之文，有与本志列传相仿佛者，正以详略互存，且以见列传采摭之所自，而笔削之善否工拙，可以听后人之别择审定焉，不敢自据为私也。碑刻之文，有时不入金石者，录其全文，其重在征事得实也；仍于篇后著石刻之款识，所以与金石相互见也。
论说叙录论说之文，其源出于《论语》。郑氏《易》云：“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言论撰书礼，乐施政事。“盖当其用，则为典谟训浩；当其未用，则为论撰说议。圣人制作，其用虽异，而其本出于一也。周秦诸子，各守专家，虽其学有醇驳，语有平陂，然推其本意，则皆取其所欲行而不得行者，笔之于书，而非有意为文章华美之观，是论说之本体也。自学不专门，而文求绮丽，于是文人撰集，说议繁多。其中一得之见，与夫偶合之言，往往亦有合于古人。
而根本不深，旨趣未卓，或诸体杂出，自致参差；或先后汇观，竟成复沓。
此文集中之论说，所以异于诸子一家之言也。唐马总撰《意林》，裁节诸子，标其名隽，此亦弃短取长之意也。今兹选文，存其论之合者，亦撰述之通义也。
《文选》诸论，若《过秦》、《辨亡》诸篇，义取抑扬咏叹，旨非抉摘发挥。是乃史家论赞之属，其源略近诗人比兴一流，与唐、宋诸论，名同实异。然《养生》、《博弈》诸篇，则已自有命意；斯固文集盛行，诸子风衰之会也。萧氏不察，同编一类，非其质矣。
诸子一变而为文集之论议，再变而为说部之札记，则宋人有志于学，而为反朴还淳之会也。然嗜好多端，既不能屏除文士习气；而为之太易，又不能得其深造逢源。遍阅作者，求其始末，大抵是收拾文集之余，取其偶然所得，一时未能结撰者，札而记之，积少致多，裒成其帙耳。故义理率多可观，而宗旨终难究索也。
永清文献荒芜，论说之文，无可采择，约存一首，聊以备体，非敢谓有合千古人也。
诗赋叙录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文章之宣节也。古者声诗立教，铿锵肄于司乐，篇什叙于太史；事领专官，业传学者；欲通声音之道，或求风教所施，询诸掌故，本末犁然，其具存矣。自诗乐分源，俗工惟习工尺，文士仅攻月露。
于是声诗之道，不与政事相通，而业之守在专官，存诸掌故者，盖茫然而不可复追矣。然汉魏而还，歌行乐府，指事类情；就其至者，亦可考其文辞，证其时事。唐、宋以后，虽云文士所业，而作者继起，发挥微隐，敷陈政教，采其尤者，亦可不愧古人。故选文至于诗赋，能不坠于文人绮语之习，斯庶几矣。
刘氏《七略》，以封禅仪记入《礼经》，秦官奏议、《太史公书》入《春秋》，而《诗赋》自为一略，不隶《诗经》，则以部帙繁多，不能不别为部次也。惜其叙例，不能申明原委，致开后世诗赋文集混一而不能犁晰之端耳。
至于赋乃六义之一，其体诵而不歌。而刘《略》所收，篇第倍蓰于诗，于是以赋冠前，而诗歌杂体，反附于后；以致萧《选》以下，奉为一定章程，可谓失所轻重者矣。又其诗赋区为五种，若杂赋一门，皆无专主名氏，体如后世总集之异于别集。诗歌一门，自为一类，虽无叙例，观者犹可以意辨之，知所类别。至屈原以下二十家，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孙卿以下二十五象，门类既分为三，当日必有其说。而叙例阙如，如诸子之目后叙明某家者流，其原出于古者某官云云是也。不与诸子之书，同申原委。此诗赋一略，后人所为欲究遗文，而莫知宗旨者也。
州县文证，选辑诗赋，古者《国风》之遗意也。旧志八景诸诗，颇染文士习气，故悉删之，所以严史例也。文丞相词与《祭漯河文》，非诗赋而并录之者，有韵之文，如铭箴颂诔，皆古诗之遗也。
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班固《古今人表》，为世诟詈久矣。由今观之，断代之书，或可无需人表，通古之史，不可无人表也。固以断代为书，承迁有作，凡迁史所阙门类，固则补之，非如纪传所列君臣事迹，但画西京为界也。是以《地理》及于《禹贡》、《周官》，《五行》罗列春秋战国；人表之例，可类推矣。人表之失，不当以九格定人，强分位置，而圣仁智愚，妄加品藻，不得《春秋》谨严之旨。又刘知几摘其有古无今，名与实舛，说亦良允。其余纷纷议其不当作者，皆不足为班氏病也。向令去其九等高下，与夫仁圣愚智之名，而以贵贱尊卑区分品地，或以都分国别异其标题，横列为经；而以年代先后标著上方，以为之纬；且明著其说曰，取补迁书，作列传之稽检。则其立例，当为后代著通史者一定科律，而岂至反为人诟詈哉？甚矣，千古良法，沉溺于众毁之余，而无有精史裁者，为之救其弊而善所用也！近代马氏《绎史》，盖尝用其例矣。然马氏之书，本属纂类，不为著作。推其用意，不过三代去今日久，事文杂出，茫无端绪，列为人表，则一经传姓名考耳。且犹贬置班表，不解可为迁书补隙，又不解扩其义类，可为史氏通裁，顾曰人表，若为《绎史》而作，则亦未为知类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