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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哲学阐释与历史质疑.
人类学领域的思考是《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的文本核心之一，亦为赫尔佐格叙事电影中的试验。赫尔佐格推崇“狂喜的真实”，本质上即非理性的真实，不担负任何知识性质的累赘，发轫于重构事件真相的理性基础。如果说文明是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那么以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人对卡斯帕尔进行的规训是难以构成此种关系的。首先，文明若用与之含义相反的方式输送其理念，其体系也就难以形成自洽的逻辑。费尔巴哈认为人本质是理性的，而由理性的迷误导致了统治自身的异己力量“上帝”的产生，理性被神主宰造成了异化。当牧师竭力让卡斯帕尔信服上帝的存在时，他发出了“我不相信上帝凭空创造了万事万物”的诘问；教授引领他去教堂礼拜，他也生出了抵触的情绪，教堂的圣咏使他害怕；与前面的问难不同的是导演赫尔佐格却是一个虔诚天主教徒，至少并非异教徒。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自由自在且有意识的活动，卡斯帕尔无疑是遵循自身意志和理性力量的“超人”。“基督教的非理性被基督徒自己放逐到理性的边缘，因为理性已被等同于肉身显灵的上帝的智慧。自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直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两个世纪里，人们将不得不等待着基督重新获得对其疯癫的赞美，等待着耻辱恢复其启示的力量，等待着非理性不再仅仅是理性的公开羞辱对象。”“文明”的教化在卡斯帕尔身上失效，以及公众意图拉拢卡斯帕尔到宗教道德阵营的徒劳，反而验证了他不是精神侏儒。人与人之间沟通障碍现象探讨也可以说是赫尔佐格的另一个母题，卡斯帕尔语言交流方面极为笨拙，但当他听到盲人弹奏钢琴的音乐、怀抱襁褓中的幼儿时，却不自觉流下泪来，这是僭越经验性来源的超验感受，婴儿作为构成感性对象的条件唤醒了“人”的潜意识，卡斯帕尔在用眼睛观看用耳朵聆听过程中进行了欲望的投射，他似乎意识到婴儿填补了童年状态的缺席，那种对地窖生活回忆联想予以道德怜悯的情绪得到了反馈。康德对道德情感做了详尽考察，认为情感虽不是意志的根定依据，不是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的根据，但理性存在者不能不具有任何道德情感。在怀抱婴儿举动里，某种创伤被莫名激发，所幸道德情感抚慰了心灵，最后得到平息。
卡斯帕尔离开暗无天日的地下世界初入文明社会，经历由动物性的人向被嘲笑的人演变，作为个人他的尊严始终是遭受侵犯的，文明也没有视其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更像是一个类属原始人的活标本，科学家与学者们关注不过是其过往遭遇，以及如何融入社会的人类学问题，他的心理健康被忽视；年轻人用鸡来恐吓并笑话卡斯帕尔；马戏团和教会又把他当作精神病人来展览；在19世纪古典时代，参观精神病人或疯人是文明社会的风潮，它代表着有闲阶级贵族群体组织而成的冷酷景观，诚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疯狂史》中所说，“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好的对狂暴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疯癫变成了这个世界的纯粹景观。”疯癫与理性之间构成了权力关系的比喻。学者在提问卡斯帕尔如何分辨一个人是属于“真理村”还是“谎言村”时，他用一个双重否定通过逻辑推论得出真理，卡斯帕尔再一次展示他思想的超验性，另辟蹊径以“询问一个人是否是树蛙”开创了新颖的视角，这无疑又是对文明秩序作出挑战。从苏格拉底开始，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就被尊崇为在其他一切能力之上的最高级的活动和最堪赞叹的天赋，直到尼采反对这种唯智主义的知识崇拜倾向，知识遭受了质疑，在福柯那里更是遭受洗劫。穷原竟委，知识的历史系谱究竟是什么，在后现代要重新梳理，赫尔佐格电影中卡斯帕尔是超越时代的不凡灵魂，那种无法泯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生命意志竟然出现在一个19世纪青年身上，于是指向所谓“文明”的批判矛头无可避免了。
教授与卡斯帕尔对话，“你说你的床是世界上唯一让你感受到快乐的地方，你不喜欢花园吗？还有那些植物？”卡斯帕尔回答：对我来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个可怕的堕落。在文明网络里，卡斯帕尔不能确立自己的价值，“为什么我不能呼吸一样弹奏钢琴？”都指涉于对外界对未知的天真发问。只有“地窖”与“木马”是他界定事物、自我镜像阶段的重要物体，地窖的封闭空间作为卡斯帕尔的母体来源，甚至说是人类**，这是关乎一切的起点和归宿。贵族们追问卡斯帕尔“待在地窖的感受如何”，他回答：比外面好多了。文明的“善意”立场再次被驳倒，卡斯帕尔内心可能存有文明蚕食“个人”的畏惧，以致产生蜷缩在“地窖”的欲望，深层次反映的是他对“**”的迷恋--只有呆在里面才是安全的。在类仿正常人的进程中，卡斯帕尔有了虚无主义的精神困顿，同时有了对生命简省直接的理解“除了生命我一无所有。”卡斯帕尔的心理眩惑还表现在梦境的形象空间维度，梦的背后隐匿着孤独的谵妄和癫狂，“我看见攀登高山的人群，到达山顶就是死亡。”疯癫内在的理性语言被显赫的心象笼罩，而谶语式隐喻替代趋近直觉的话语模式。那么，“人类疯癫的产物不是属于自然本性的表露，便是属于自然本性的恢复。”而“疯癫的呓语”将作为唯一的沟通渠道将个人的思想示现给文明。
不明身份者先后刺杀卡斯帕尔，指向文明社会的非理性暴力戕害，结尾卡斯帕尔之死已是一个谜，或许是对“历史”准则的不肯屈从与漠视，文明理所应当地对不可知的神秘进行了施暴。卡斯帕尔临终之际讲述了一个寓言（或可称作由盲人携带文明前行的寓言），由于笔者认为比较重要，所以全篇引述如下：我看到一个行路者横穿沙漠，这个行路者，由年老的帕帕尔人携带着，他是个盲人。这时他们停下来了，因为有人相信他们迷路了，他们看到前面好多群山，他们看指南针，但发现没用，接着他们的盲人领队抓起一把沙子，品尝着，好像那是食物。那个盲人说，我的孩子，你们错了，你们看到的并不是山......只是你们的幻觉，那时海市蜃楼，我们必须继续向北走，他们听从了老人的建议，终于到达了北方的城市，这就是故事的开头，后来我便不知道了......平行蒙太奇将叙事空间割裂为两部分，其一为画外音讲述，其二则是通过叠印技法转移到场景“梦呓景象”，残缺不全的视点镜头折射有限的思维形态。接下来是长久的缄默。“沙漠”、“盲眼的引路老者”、“蜃景”、“北方的城市”的要素能指描绘出人群由于盲人指路找到方向的荒谬图景，揭示“文明”的某种剖面，通过盲人引导走出沙漠迷途，抵达彼岸世界即“城市”。这是一段无法译解的话语，卡斯帕尔是人类文明的旁观者，其语言超脱理性的逻辑，渐趋于抽象的言说，他也作为人类学研究标本而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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