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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传统的政治与宗教叙事
上映后，大众对《沙丘》的评价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其中饱受诟病的一点便是其背景社会制度的落后，连建筑风格都充满了古典的历史感。尽管故事设定在一千年之后，整个星系的政治架构却仿若中世纪的欧洲。当部分观众急于批评这样的设定不合理时，却完全忽视了这种“不合理”正是作者本意的可能性：人类对于权力的渴望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纷争，是否又会让我们在某一天回到如今看来落后腐朽的政治环境中？是否那样的制度反而能够更加稳固？
影片中大家族对弗雷曼人的殖民统治，也与欧洲白人对美洲、非洲原住民的殖民如出一辙：他们疯狂掠夺当地资源、奴役当地原住民，丝毫不关心原住民的生存状况和文化传统。当这些我们都早已熟知的历史又重新发生在未来的太空场景中，也传递出一种对于人性以及人类命运的悲怆。
《沙丘》中的各路政治势力，除了皇帝、领主、工会，还有一个特殊的组织：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与其他势力不同，这个组织还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男主角保罗的救世主身份便是由姐妹会一手操纵而成。
当保罗第一次抵达沙丘星球，围观的弗雷曼人们便朝着他发出了“天选之人”的呼喊。基督教文化对于弥赛亚（救世主）的执念深植于整个西方世界，将自己看作“待拯救之人”，而将一切希望寄托于来自“救世主”的虚无且未知的救赎。而《沙丘》虽然围绕着“选民与救世主”这样一个陈旧的主题展开，但本质上是对这一叙事的解构。“救世主”保罗之所以能成为“救世主”，完全不是因为他是“天选之人”，只是因为她的母亲，姐妹会的一员，把他从小培养成了救世主。
“救世主”的身份竟然不是来自于上帝的选择，而是被人培养出来的，这一设定本身就几乎已经构成了对传统基督教神学的亵渎。更不用说，当保罗意识到自己“被成为”救世主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愤怒、排斥、被欺骗，丝毫没有对这一身份的神圣性的敬畏。在一番挣扎之后，他最终接受救世主身份的契机，却是自己的父亲被杀、家族覆灭这样个人化的原因。至于他对弗雷曼人的态度，影片中也没有太多具体的展现。
另一种对《沙丘》对批评认为，对于男主角的刻画仍然没有走出“白人男性救世主”的传统叙事，但保罗的区别在于，他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荧幕形象的羸弱的白人男性，他的“救世主”身份也来自于他的母亲——或者说是姐妹会这样的一个女性共同体。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对“白人男性救世主”叙事的颠覆。
对于传统救世主叙事的反叛，维伦纽瓦早在《银翼杀手2049》中就已经有过类似的尝试。影片主角K原以为自己是人造人自然生产的后代，他的存在便是对人类伦理、人造人定义的撼动，而对于被人类奴役的人造人来说，K就是他们的“救世主”。而在经历了一系列寻找和追问之后，K最终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复制品、一个复杂计划中的一枚棋子，这样剧烈的转变似乎让他失去了自我，但另一方面，作为人造人的K原本就不应当有自我，他只能迷失在神、人类、人造人、赛博体的身份认同之中。
追问信仰与身份认同的主题，实际上也是对雷德利·斯科特1982年那部《银翼杀手》的延续。在《银翼杀手》的设定里，人造人只有四年寿命，他们的使命就是为人类服务，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创造了人造人，人造人为人类服务，那么对于人造人来说，人类就是相当于“神”的存在。但人造人如何确定自己与人类的差别？如果他们拥有了自由意志，还与人有什么差别？人造人又如何确定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不是人造的产物？
在随后的《异形》系列前传里，雷德利·斯科特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更深的挖掘：创造人类的外星人被人类当作神，人类创造了人造人，人造人为了成为神又创造了异形。所谓的神性与人性相互冲突又相互交织，人类与人造人都在寻找自我、超越自我的路程上挣扎。
而《沙丘》直接用政治斗争消解崇高的宗教性，无疑是一种更加激进的手法。男主角保罗作为救世主的预言能力也无法带来什么改变，只是给他涂增痛苦。在原著中，即便到故事后半部分保罗逐渐接受自我身份之后，也始终苦恼于自己“救世主”的特殊性，也并没有一个可以成为引领者的“圣父”角色出现，造就他特殊身份的母亲，后来所做的也只是像圣母一样，恳求他，即“圣子”展现神迹。整个看似“王子复仇记”的成长过程，实质只是各方势力相互博弈的牺牲品。
来自赛博朋克世界的隐忧
很多观众对《沙丘》不满的另一个点，则是在于其中的打斗场面，所有人使用冷兵器作战。原著中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的科技已经足以开发制衡热兵器的护盾，人类为了避免高科技武器会产生的的致命威胁，不得不重新回到冷兵器战斗模式中。
关于“避免科技反噬人类”，电影中还有其他体现。两大家族的公爵和男爵身边都有一位会翻白眼的“门泰特”，他们是受过特殊训练的谋士，拥有近乎电脑运算程度的大脑，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这就意味着在《沙丘》构建的这个世界中，或许曾经发生过高科技发展威胁到了人类生存的事件，如今这种冷兵器作战的模式也是一种对科技发展的警示。
因此，尽管《沙丘》中没有人工智能的痕迹，却暗含了对人工智能的反思。自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开始，人造人与科技伦理就是其重要母题之一，两部《银翼杀手》便都是明确的针对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故事。人造人可以说是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形态，这一跨度同时也带来了“技术人格化”/“人格技术化”的伦理问题。当“人”与“非人”的界限愈加模糊，人本身的存在也成为了一个疑问。
《银翼杀手2049》中，人类与人造人所生的孩子就对这一疑问提出了致命一击。人造人拥有人类的外表、人类的思维、人类的感情，如果连生育能力也拥有，那与人类还有什么区别？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到底是为什么？
对于长期浸淫于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中的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样的诘问似乎显得不可思议，但事实上人类的主体性也是在漫长历史中被缓慢建构出来的。古希腊时期已经有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的命题，但中世纪的神权暴政和自然环境的束缚抑制了对人类主体性的进一步思考，直到德国古典学派的哲学家们确立了人类相对于客观自然世界的主体性地位，对“理性”的推崇也进一步扩大了人类对外界的他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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