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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吴飞研究的具体问题既不是广东地区，也无关传统节庆和舞狮习俗，但是正如他在小册子《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吴飞，三联书店，2007。）中所说： “我们研究自杀问题，不是仅仅为了找出中国人自杀的特殊模式和文化解释，而是要以自杀问题作为一个入手点，从中国人的切实的生活体验中，理解中国人的人生道理和苦恼，从而能够从中国人的角度，重新理解人类社会中更加普遍的问题和痛苦，找到一种中国式的美好生活。”（吴飞，2007，页15。） 自杀这样一种极端行为，实际上是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中种种具体矛盾和问题的最剧烈、最集中的爆发，因此成为理解这些深层问题及其文化意义的具有典型性的入手点。 在同一本书里，吴飞说：“中国文化中对生命的基本观念是，没有把它当做一个静态的存在……对于中国人而言，生活必须在过日子的过程中进行，才能得到好的或不好的命。……‘做人’，是与过日子紧密相关，又有所不同的一个概念。人们除了在过日子的过程中应对变幻无常的命运之外，还要在这个过程中成就自己的气节和生活境界。严格来说，命运永远是人无法主动控制的，因此，过日子的好坏最终还是未必取决于人的选择，但为人的高度却更多取决于做人的境界。”（吴飞，2007，页37-39。） 在《雄狮少年》的故事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群在过日子中持续应对命运无常的人们，而他们寄托在舞狮上的那种劲头，特别是阿娟的努力工作和最后一跃中的那种劲头，也正是做人的境界的表现。 吴飞就农村自杀问题所做的田野研究和分析，呈现在《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吴飞，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中。 《浮生取义》的导言部分，除了介绍研究的对象和经典理论之外，也着重阐述了“过日子”和“做人”。其中探讨“人格”的一节提到，在农村观念中，一个合格的、成熟的“人”，所谓的“全乎人”，就是“有健全美满的家庭生活的人……连父母不全的人都不能算是‘全乎人’，一生没有自己的家庭的人，自然就不被当做‘人’来看待”。但是，“年龄、家庭健全、外在地位等是相当外在的标准，往往不受人的主观支配，但在这些条件之上，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受人尊重的人，就要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了。……人格也并不只是一个外在地位的观念，而是对人的一种价值肯定。”（吴飞，2009，页40-41。） 从“全乎人”的标准来看，没有孩子的中年老玩闹阿强和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阿娟，都是“人间失格”（做人不合格，或者没资格做人），他们也确实总被周围的人瞧不起。但是他们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不仅赢得了比赛，而且赢得了他人的尊重。 当陈家村的舞狮大哥向阿娟竖起大拇指的时候，当所有的舞狮队伍都在为阿娟的最后一跃击鼓的时候，重点其实并不在于阿娟是否战胜对手，而是意味着他赢回了自己的人格。 不过也要注意到，阿强与阿娟没能成为正常的“全乎人”，本身就是因为改革开放后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市场经济的大潮让阿强的文艺特长一下子变成了不务正业，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带来对建筑民工的大量需求也让阿娟成了留守儿童。 可以说，“成家立业”的传统价值取向和评价模式几乎一以贯之，但是对具体成什么家立什么业的理解，以及成家立业的实现方式，却已经随着时代有了巨大的不同。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类似的处境，找个靠谱的工作可以说是绝大部分大学生的取向，但是对什么工作靠谱的意识在最近十几年也一直在改变；正如80、90年代人人羡慕“下海”，而10、20年代人人却想“上岸”。 房地产行业带给阿娟的命运不仅仅是父母离家，还有更为严峻的人生考验。 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建筑民工都是一个高危行业。现在仍然可以找到2005年《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新闻，文章说：“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透露，建筑业发生的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仅次于交通、矿山，居第三位。”周星驰在2008年的电影《长江7号》中扮演的也是一个在建筑工地意外死亡的农民工。 父亲的意外受伤，让阿娟成了家里唯一有可能外出挣钱的人，因此阿娟不得不中断学业，成为新一代农民工。 面对命运的挑战，阿强说出了片中最有灵魂的一句话：“别认！” 在《浮生取义》中，吴飞从农村人对自杀行为的迷信解释中看出了中国人对命运的一种态度：命运“并不是一个超验的绝对力量……神秘力量的影响根本就不是一种无可改变的‘决定’，而只是人力之外的外在干预而已。”（吴飞，2009，页125。） 而在对余华《活着》的解读中，吴飞说：“活着，即人与命运的斗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制订规则并在规则中生活，尽量减轻命运中的不确定性，另一个是涵养自己的性情，追逐尽可能好的命运。……除了制订规则之外，人还要学会在生活中培养自己的内在品格。这种品格不会帮助人取消命运的不确定性，本身却成为更加宝贵的财富。”（吴飞，2007，页111-112。） 从一开始阿娟三人被揍之后还是要舞狮，到阿强被数落之后还是要教年轻人舞狮，再到舞狮大赛，整个故事的主角团一直都不认，都在与命运对抗。 如果说存在主义是以决绝的否定换来一种无所规定但又近乎虚无的自由，那么“别认”的意蕴则更为复杂：不能全盘否定此前的“过日子”，相反，此前的“过日子”还会为此刻的“别认”提供基础和力量，“别认”打破了桎梏，是为了让此前的“过日子”能在此后更好、更充分地展开。“过日子”总是在适当的否定中逐步前进，而不是反复在原地推倒重来。 在《海上钢琴师》中，1900看到纽约的高楼大厦，只会选择退回自己的心灵堡垒；继续过日子的阿娟，却要迎接在广州“石屎森林”的缝隙中升起的朝阳。 事实上，那些存在主义式的、总是在不断否定的文艺青年，背后往往是以他人的默默付出为依靠，站着说话不腰疼；而那些看来唯唯诺诺、一事无成的中年人，却往往“向命运的左右不自量力地还手，直至死方休”。 当然，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以文化产业的方式复兴，为阿强和阿娟的“别认”提供了一些外在条件。他们曾经因为市场经济的历史行程而失去的，终究还是要在市场经济的历史行程中重新挣回来。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