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最终还是厌倦了 像猴子那样咿咿呀呀乱喊乱叫 五条人，《世界的理想》 那些心怀一股“别认”的劲头的人，在与命运的缠斗中要“争口气”。与“争气”相关的心态，在吴飞的自杀研究中却表现为“赌气”。 “争气”可以说是人格上的不服气的积极方面，那么“赌气”恰恰是人格上的不服气的消极方面。 吴飞反复强调，现代中国的家庭革命是非常彻底的，基本上废除了传统家庭的等级和礼教。 实际上这种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革命在整个社会也很大程度地完成了。 在更为自由的现代生活中，人生变成了一个没有明确导向的过程，这反而会让人无所适从。反映在家庭生活中，“家庭革命对礼教的破坏本来是为了让人们更自由地追求情感和人格的完善，但现代在那没有礼教的家庭中情感和自由并不容易获得。”（吴飞，2009，页79。） 吴飞注意到，农村人对于自杀有一种说法是：“人们气性太大了，所以那么爱喝药。”（吴飞，2009，页55。）直到近期，我们在网上看到的很多喝药事件，也还表现出“气性大”的现象。 而且，“气性大”现在几乎遍布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职场撕逼、开车路怒、社交网络站队互喷，再到家里的吵吵闹闹，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气性挺大。“主体的觉醒”并没有在社会上造就更多理性的主体，倒是把大家都变成了气性的主体。 这种气性大的局面表明，传统文化的复兴，除了文化产业的外在经济因素之外，还是存在着社会心理层面的内在需求。当传统文化的观念可以在心理层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时候，也许能给人们提供一个争气而不是赌气的理由，提供一个安顿内心的出路。 不过，文化产业的外在因素和安顿内心的内在因素并不总是和谐一致地发挥作用，甚至还经常毫无关系。不仅是传统文化，现在人们可以轻易地投靠一大堆意识形态，从星座血型到紫微斗数，从环保动保到键盘拳师，从“时间的朋友”到“听懂掌声”……而这些总是生意的因素远远大于心灵的价值。 吴飞指出：“面对‘人们的气性越来越大’和‘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这样的状况，我们已经无法诉诸三纲五常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也不能把人心的政治附加给警察和医生……这样一个人心大解放的局面不会在根本上改变人们过日子和做人的‘天理’，而只是逼着每个人直接面对生活事实和命运本身，学会自己依靠良知、体会天理。”（吴飞，2007，页60。） 因此，即便人们对传统文化有着情感和道德层面的需求，即便文化产业可以大搞“国潮”，要真正把日子过好，还是考验着每个人的心性。 正如舞狮大赛给了阿强和阿娟赢回人格和奖金的机会，但从根本上来说，阿强就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中年人，阿娟就是一个努力学习、喜欢李白的正派青年（阿娟2005年18岁，生于1987年，其实已经不是少年了）。说到底，一个人的命运，自我奋斗和历史的行程本来就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吴飞的《自杀与中国问题》与甘阳的《通三统》都属于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丛书。 在为丛书撰写的前言《“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缘起》中，甘阳说：“近百年来我们过于迫切地想把自己纳入这样那样的普遍性模式，实际忽视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以过于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去了解学习西方文明，也往往妨碍了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西方文明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1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已经有条件以更为从容不迫的心态，更为雍容大气的胸襟去重新认识中国与世界。……我们相信，‘文化’这个概念正在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基本关切。”（甘阳，《通三统》，三联书店，2007，页6-7。） 但是，时下从公共舆论到文艺作品，再到学术思想，乃至社交媒体，仍然频频受到各种政治正确或者政治不正确的意识形态的搅扰，看起来从容不迫和雍容大气依然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期望。 不过，吴飞的研究还是为我们呈现出了“过日子”本身的韧性和力量。 在《浮生取义》和《自杀与美好生活》中，吴飞都提到了自己的姥姥。这也让我想到了我的姥姥。 那些经历过20世纪和21世纪诸多动荡与苦难的老人，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好好过日子，才能穿越命运的“牛熊”。 我们相信，只要鼓点还能在心中响起，我们就是广东师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