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仲伦
《群魔》一直被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最反动的作品”，一部“含血喷人之作”。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日苏联《真理报》评论员文章称：“小说《群魔》是对革命最肮脏的诽谤。”因此，苏联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都没有出版过《群魔》的单行本，而我国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出了《群魔》的第一个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南江译）。
《群魔》所以受到苏联当局的攻讦和查禁，主要因为它取材于发生在一八六九年莫斯科的“涅恰耶夫案”。
涅恰耶夫原是彼得堡大学的旁听生，曾积极参加当时的学潮，后逃亡国外，与无政府主义首领巴枯宁结识。一八六九年九月，涅恰耶夫手持巴枯宁签署的全权委托书，以“世界革命同盟俄国分部”代表的名义回到莫斯科，计划在俄国建立反政府的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涅恰耶夫在莫斯科建立了不多几个秘密的“五人小组”，由他单线领导，小组成员则主要由莫斯科彼得农学院的学生组成。涅恰耶夫的专制独裁，引起了这一团体内部的摩擦和不满，并导致其成员伊万诺夫（即小说中的沙托夫）要求退出这一秘密团体。在涅恰耶夫的蛊惑与煽动下，五人小组成员暗杀了伊万诺夫，借口是他可能向当局告密。这一暗杀行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从而暴露了“人民惩治会”的地下活动。其成员几乎全部被捕，涅恰耶夫逃往国外。
《群魔》是一部抨击“涅恰耶夫主义”或涅恰耶夫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小说，虽然小说的主题和内容更为深广：小说主人公其实并不是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即涅恰耶夫，他只是布景和道具），而是那个“绝顶聪明的毒蛇”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和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遗老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再说，上述三人，仅是艺术形象，虽然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他们的原型，但并不能在二者之间画等号，这是一般人应有的常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申明：“我不会单纯复制”，“我的想象可以与现实情况不同，我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可能与涅恰耶夫毫无共同之处，但我觉得，我的受到极大震动的头脑通过想象创造了一个与这一暴行相适应的人物、典型……我以为，这类卑微的畸形怪物不值得文学描写……这个人物在我的小说中近乎一半是一个丑角式人物”。
就算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是涅恰耶夫吧，为什么写了涅恰耶夫就是“对革命的最肮脏的诽谤”呢？难道涅恰耶夫这个无政府主义的忠实信徒，这个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革命”狂人，能代表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革命运动吗？“涅恰耶夫主义”应不应当受到谴责，应不应当受到批判呢？请看马克思、恩格斯对涅恰耶夫、涅恰耶夫事件和涅恰耶夫主义的评论和批判。
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指出，涅恰耶夫在俄国进行的冒险活动，乃是“俄国运动中肮脏的，毫无疑问非常肮脏的一面”，他又指出巴枯宁“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唯一目的是使欧洲工人运动服从少数冒险家的独裁；为这个目的干出了种种卑鄙勾当，特别是涅恰耶夫在俄国干出的卑鄙勾当”。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这一小册子中还具体谈到了“涅恰耶夫案”：“八十多个男女被告，除少数几个人以外，全部都是青年学生……他们的罪行在于他们参加了一个假冒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笔者）的秘密团体，拉他们加入的是一个持有据说是盖有国际印章的委托书的国际委员会的密使。这个密使指使他们进行了多次诈骗活动，强迫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帮助他进行暗杀；这次暗杀使警察局找到了秘密团体的线索，但是，正像常见的那样，密使本人已经隐藏起来了。”他俩还具体谈到被“人民惩治会”暗杀的伊万诺夫，“是莫斯科农学院最受爱戴、最有影响的学生之一”。马克思、恩格斯严厉批判了涅恰耶夫和涅恰耶夫分子“所有这一切幼稚的、宗教裁判所式的手法”。他们写道：“多么可怕的一群革命者！他们想要消灭一切，‘一切的一切’，把一切都变成无定形的东西；他们拟定公敌名单，用匕首、毒药、绞索、枪弹对付他们要加害的对象，他们甚至打算把某些人的‘舌头拔掉’，但是他们却匍匐在沙皇的威严之下。［……］同盟（指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或所谓‘世界革命同盟’——笔者）并不是同现存的国家，而是同革命者进行战争，因为革命者不想卑躬屈节地在它演出的悲喜剧中担任无足轻重的配角。给宫廷和平，对茅屋宣战！”涅恰耶夫写过一篇《谁不赞成我们，谁就是反对我们》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无异“是一篇对政治暗杀活动的辩护词”。http://www.99lib.net
涅恰耶夫在他写的《革命问答》中说：“我们的事业就是可怕的、完全的、无所不在的、无情的破坏。”他又在他写的《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中描写了他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马克思、恩格斯讽刺道：“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食堂和公共寝室，评判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部活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领导者来统率一切的是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我们的委员会’。”
以上我们引用的话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话，写于一八七三年，即宣布把巴枯宁开除出国际的那一年。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则作于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后。由此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多么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为什么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话就是对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含血喷人”，就是“对革命的最肮脏的诽谤”呢？难道有人认为，巴枯宁、涅恰耶夫这些反革命无政府主义者，是他们的“革命”先驱吗？
一九一三年，高尔基曾坚决反对莫斯科艺术剧院把《群魔》改编成话剧搬上舞台，可是一九三五年当苏联进行杀戮无辜的所谓“肃反”时，他又力主出版《群魔》单行本，前后判若两人，难道这不值得我们深省吗？！
感谢我的同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彭甄博士为《群魔》中译本写了一篇很好的序，对本书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形象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和全面的评价，他特别指出：沙托夫、基里洛夫、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这三个形象反映了斯塔夫罗金这一中心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实际上起到了“补白”作用，是表现同一主题的多声部，见解精辟、独到。同时我要感谢我的爱妻胡明霞女士，她不仅是我的贤内助，也是我在译苑辛勤耕耘的左右手。这本书能较好地译出来，一半应归功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