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在半路上发生的那事，也是令人十分吃惊的。不过这一切必须从头说起。当我和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上街前一小时，许多人好奇地发现，有一群人在城里走过，他们是什皮古林厂的工人，人数约摸七十人，也可能更多些。这些人循规蹈矩，几乎一言不发，仿佛早有安排似的井然有序地走着。后来有人断言，这七十人是从全体工人中选出来的（什皮古林厂的工人将近九百人），他们是去向省长请愿的，由于老板不在，他们想向省长寻求法律公正，约束一下他们的管事，这管事关闭工厂，遣散工人，肆意克扣全厂工人的工资——现在这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了。我们这里至今有一些人不承认这些人是选举产生的，他们硬说，要选举七十个人出来数目太多了，因此这帮人不过是由受害最深的工人组成，他们前来请愿只是为了他们自己，因此后来轰动一时的所谓全厂总“暴乱”，根本是子虚乌有。第三部分人则狂热地硬要大家相信，这七十人绝不是普通的暴乱者，而绝对是政治犯，也就是说，这些人是最爱寻衅闹事的暴徒，而且肯定是被暗中散发的传单挑动起来的。总之，这事肯定有人施加影响或者暗中煽动——但究竟如何，至今尚无定论。我个人的看法是：工人根本就没有读过暗中散发的传单，即使读了，他们也根本不懂，仅凭一点，因为写这些传单的人，尽管开门见山，直言不讳，可是写得不明不白，行文极其晦涩。但是因为工人的处境的确很困难——而他们向之求助的警察局又不愿干预他们所受的委屈——因此他们只好成群结队地向“将军本人”请愿，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甚至准备头顶状纸，循规蹈矩地在他的官邸的台阶前站好队，只要他一出现就双膝下跪，像见到上帝一样呼天抢地，苦苦哀求——难道还有比他们这样的想法更自然的吗？依照愚见，这事既不需要暴动，甚至也不需要选举什么代表，因为这是一个老办法，古已有之；俄国老百姓自古以来就喜欢向“朝廷大员”拦轿告状，其实这仅仅是出于他们乐意，至于告状结果如何，均在所不计。
因此我深信不疑，即使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利普京，也许还有什么人，甚至说不定还有费季卡，就算曾经预先在工人中上蹿下跳（因为对这一情况的确存在相当过硬的证据），跟他们说过话，但是跟他们说过话的人大概也超不过两个，三个，就算五个吧，仅仅是为了试探一下，而且这种谈话也不曾产生任何效果。至于暴动，即使工人们从他们的宣传中听懂了什么，他们也肯定会立刻不再听下去，认为这样做太蠢了，根本不适合。费季卡则是另一回事：他似乎比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走运。现在已无可置疑地查明，有两名工人的确跟费季卡一起参加了三天后发生的城里那起纵火案，后来，过了一个月，又在县里抓住了三名过去的工人，罪名也是纵火和抢劫。即使费季卡把他们引诱了过去，让他们直接参加这次行动，那也仅此五人而已，因为有关其他人的这一类情况什么也没有听说。
不管怎么说吧，反正工人们终于成群结队地来到了省长官邸前的那个小广场上，循规蹈矩和一声不响地排好队，接着就张大了嘴看着省长官邸的台阶，开始等候。有人对我说，他们似乎刚一站好队，就立刻摘下了帽子，也就是说，还在一省之长出现前半小时，他们就摘下了帽子，可是这位省长却好像故意似的，这时偏偏不在家。警察局立刻派员前来，先是三三两两，后来几乎是倾巢出动；不用说，先是威严地命令他们散开。但是工人们硬是顶牛，就像一群走到板墙前的羊似的，还简单明了地回答，他们要见“将军本人”；可见他们决心之坚定。不自然的吆喝声停止了；迅速取代这吆喝声的是若有所思、低声发布的秘密指令、严峻的忙忙碌碌和忧心忡忡，以及长官们皱紧的双眉。警察局局长认为还是等冯·连布克本人来了之后再说。有人说，局长是坐着三套马车飞也似的跑来的，还在马车上就动手打人了——这全是无稽之谈。他在敝城的确爱乘坐他那辆尾部是黄色的轻便马车横冲直撞，而且随着“那两匹撒欢的拉边套的马”越来越疯狂，也曾博得劝业场商人的齐声喝彩，于是他便在马车上站起来，把身体挺得笔直，抓住特意钉在马车一侧的皮带，就像在纪念像上那样向空中伸出右手——他就这样坐着马车巡视全城。但在当前的情况下，他的确没有打人，虽然他在跳下马车时免不了说了句难听的话，但他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无非为了不失威严。更荒唐的是说调来了上了刺刀的兵，又说还给什么地方拍了电报，报告情况紧急，让他们派炮兵和哥萨克来：这是发明者本人现在也不相信的信口雌黄。还有人说拉来了消防用的大水桶。想用水来浇老百姓，这也是胡说八道。其实，这无非是因为伊里亚·伊里奇一时冲动叫了声：谁也休想在他这里干着身子走出水面；大概由此而引申出水桶，水桶云云也就这样被京城报纸的通讯所转载。应该认为，最可靠的说法是首先命令所有在场的警察把这批请愿者团团围住，然后派了一名信使（第一警察分局的分局长）即刻去找连布克，于是这名警官便立刻坐上警察局局长的马车飞也似的向斯克沃列什尼基跑去，因为他知道，大约半小时前，冯·连布克坐了自己的弹簧马车动身上那里去了……
但是，不瞒诸位说，我始终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么一帮赤手空拳的，即普普通通的请愿者——诚然，有七十人之多——怎么会一上来，刚迈出第一步，人家就把他们说成有颠覆国家基础之虞的暴动呢？为什么当连布克紧跟着信使于二十分钟之后赶回来的时候，他便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一想法呢？我是这么揣测的（但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意见）——跟工厂管事有通家之好的伊里亚·伊里奇，甚至对他有利地向冯·连布克把这群人形容得十分可怕，这样就可以让连布克不必动真格的，来审理此案了：而开导他，促使他这样做的竟是连布克本人。在最近两天，他曾与他有过两次神秘的紧急谈话，话又说回来，这两次谈话内容极其含混，但是伊里亚·伊里奇还是从中看出，省长已固执地认定有人在暗中散发传单，有人在暗中煽动什皮古林工厂的工人起来进行社会暴乱，而且他固执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一旦查明煽动云云纯属子虚乌有，他说不定还会感到很遗憾。“他变着法儿地想去彼得堡邀功请赏，”我们这位狡猾的伊里亚·伊里奇离开冯·连布克家出来的时候想，“也好，正合吾意。”
但是我确信，可怜的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即使想为自己邀功请赏，他也决不希望真的发生暴乱。他是一名恪尽职守的官员，直到结婚前一直为官清廉。他放弃了秉公出售公家木材的机会，又放弃了与守身如玉的明亨结婚，而是接受一位四十岁的半老徐娘公爵小姐的抬举，攀了这门高枝儿，难道这是他的错吗？我几乎有十分把握地知道，就是从这个不祥的上午起开始出现了那种状态的明显迹象，据说，正是这种精神状态后来使可怜的安德烈·安东诺维奇进了瑞士的那家著名的特别机构，他现在似乎正在那里渐渐康复。但是，假定说，正是从这天上午起，某种情况的明显迹象即已暴露无遗的话，那，按照愚见，也可以认为，在头天晚上，这类事实的某些表现就已经出现了，虽然表现得不很明显。我知道，据最隐秘的传闻（诸位可以猜到，这是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亲自告诉我的，她向我透露了这件事的极小部分；她当时已经不那么洋洋得意了，而是几乎有点后悔了——因为女人是从来不会完全后悔的），我知道，头天晚上，已是深夜，在凌晨两点多钟，安德烈·安东诺维奇走到自己夫人的卧室，叫醒了她，要求她听听“他的最后通牒”。他的要求很坚决，她只好从卧榻上坐起来，怒形于色，头上还带着卷发纸，虽然脸上挂着嘲弄的轻蔑，但她在沙发榻坐好后，毕竟还是听了。这时她才第一次明白她的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做得实在太过分了，不由得私下里感到一阵害怕。她本来应该终于清醒过来，态度变得温和些，可是她却掩饰了心头的恐惧，而且变得比从前更固执了。她自有一套对付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办法（就像任何一个妻子似乎都有一套对付丈夫的办法似的），这办法已经屡试不爽，而且不止一次把他气得几乎发狂。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办法就是轻蔑地保持沉默，一小时，两小时，一昼夜，有时几乎长达三昼夜——无论他说什么，无论他做什么，哪怕他爬上窗户从三层楼上跳下去，她也始终保持沉默——对于一个多愁善感的人来说，这样做是无法忍受的。无论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是否因为她丈夫近日的失策，以及他作为一省之长居然对她的行政才能心怀嫉妒因而惩罚他也罢；也无论是因为他批评了她同年轻人和所有我们这伙人的行为有失检点，而不明白她那微妙而又富有远见的政治目标因而对他发怒也罢；也无论是因为他居然愚蠢而又毫无意义地吃起了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的醋因而在生他的气也罢——反正不管因为什么吧，她现在已横下一条心，绝不心软，尽管现在已半夜三点，而且她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像今天这样激动。他忘乎所以地踏着她的小客厅的地毯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走来走去，把一切都向她和盘托出，一切，诚然，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但却是他郁结于心的一切，因为——“一切都太过分了”，他先从所有的人都在嘲笑他而且“牵着他的鼻子走”讲起。“管他们怎么说呢！”他发现她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于是立刻一声尖叫，“就算‘牵着鼻子走’吧，但是，要知道这是实情……”“不，夫人，到时候了；要知道，现在既顾不上笑，也顾不上女人般地卖弄风情。我俩不是在一个惺惺作态的太太的小客厅里，而是仿佛两个抽象的人相遇在气球里，为的是说出真情。”（当然，他越说越乱，不过他的想法是对的，但却找不到正确的表达方式。）“这是您，夫人，是您改变了我从前的状态，我接受这个职务纯粹是为了您，为了您的虚荣心……您在冷笑？您别高兴得太早了。要知道，夫人，要知道，我本来是可以，本来是能够胜任这个职务的，而且不仅胜任这一个职务，即使是十个这样的职务，我也能胜任愉快，因为我有这方面的才干；可是有了您，夫人，有您在面前——我就胜任不了啦；因为有您在场，我就会变得毫无能耐。不可能存在两个中心，可您却设置了两个中心——一个以我为中心，另一个中心却在您的小客厅里——两个权力中心，夫人，但是我不允许这样，绝不允许！在公务上，如同在夫妻关系上一样，只能有一个中心，而不可能有两个中心……您拿什么来回报我呢？”他继续叫道，“我们的夫妻关系仅仅表现在您在任何时候，每时每刻都在向我证明我是微不足道的，愚蠢的，甚至是卑鄙的，而我则在任何时候，每时每刻都不得不屈辱地向您证明我不是微不足道的，我这人也根本不笨，而且还常常以自己的人格高尚使大家感到惊讶——这样做就我们双方来说不都有点屈辱吗？”他说到这里举起两脚，开始在地毯上急速地连连跺脚，因而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只好威严地微微站起身来。他很快安静了下来，但是又悲从中来，开始号啕大哭（是的，号啕大哭），边哭边捶打自己**，几乎足足有五分钟，由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始终一言不发，他变得越来越难以自持了。最后，他终于彻底犯了个错误，说走了嘴，说他因她对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格外垂青而在吃后者的醋，他终于明白过来，他说这话真是奇蠢无比，因而干脆大发雷霆，叫道，他“绝不允许否认上帝”；又说他非驱散那个“没有信仰的肆无忌惮的沙龙”不可；他接着又说，一省之长甚至必须信仰上帝，“因此他的妻子也必须信仰上帝”；又说他最讨厌年轻人；还说：“出于自尊，夫人，您，您也应当关心关心丈夫嘛，也应当站出来为他的聪明才智说句话嘛，即使他是个庸庸碌碌的人也罢（而我绝不是一个庸碌无能的人），而您是始作俑者，因此这里的人才看不起我，他们都受了您的影响……”他大叫大嚷，说什么他要消灭妇女问题，他要驱散这股腐烂发臭的气味，至于那个为家庭女教师（鬼把她们抓了去）募捐的荒唐的游艺会，他明天就下令查禁并予驱散；明天早晨不管遇到哪个家庭女教师，他就下令“哥萨克”把她押解出境，从省里驱逐出去。“我故意，故意要这样！”他又尖叫道。“您知道吗，您知道，”他叫道，“您的那帮坏蛋在工厂里煽动工人闹事而且我已经知道了吗？您知道他们在故意散发传单吗，是故意的，您哪！您知道我已经知道四个坏蛋的名字了吗，而且我快要发疯了，快要彻底地、彻底地发疯了！……”但在这时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突然打破了沉默，严厉地宣布，她本人早就知道这个罪恶的企图了，这一切都是愚蠢的，他对这事也未免太认真了，至于那些淘气包，她不仅知道那四个人，而且所有的人她都知道（她说了个谎）；但是她根本没有打算因为这事而发疯，而是相反，更加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希望使一切有个圆满结局：鼓励这些年轻人，开导这些年轻人，然后突然出人意料地向他们证明，他们的行动计划我已经知道了，接着便向他们指出新的奋斗目标，让他们去从事更理智和更光辉的事业。噢，这时安德烈·安东诺维奇的心情多复杂啊！在他得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又骗了他，而且还这么粗暴地尽情取笑了他，他向她公开的东西比之向他公开的要多得多，也早得多，说到底，也许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本人就是所有这些罪恶企图的主犯和始作俑者——在他得知这一切后，他都气疯了。“我说，你这个糊涂而又居心险恶的女人，”他叫道，一下子挣脱了所有的锁链，“我说，我要立刻逮捕你那个卑劣的情夫，给他戴上镣铐，然后把他押送到三角堡，要不——要不我就当着你的面立刻从窗口跳下去！”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听了他这个长篇大论后，气得脸色铁青，紧接着又放声大笑，而且笑声又长又响，笑得抑扬顿挫，婉转悦耳，就像法兰西剧院中一个用十万卢布请来扮演风骚娘们的巴黎女演员，在当面嘲笑丈夫胆敢吃她的醋似的。冯·连布克本来想朝窗口冲去，但是又突然站住，一动不动，双手合十，放在胸前，脸色苍白，像死人一样，气势汹汹地望着这个正在嘲笑他的女人。“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尤利娅……”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用央求的声音说道，“你知道我也有办法来对付他吗？”但是紧接着他最后说的那句话之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又爆发出一长串新的、更强烈地哈哈大笑。见状，他咬紧牙关，忍无可忍，一声尖叫，突然冲了过去——不是冲向窗口——而是冲向自己的太太，在她头上举起了拳头！不过他没有打下去——不，不不不；而是立刻在原地偃旗息鼓了。他快步跑回自己的书房，和衣趴倒在给他铺好的被褥上，整个人像抽风似的连头蒙在床单里，就这么躺了两小时——睡不着，也一无所思，心头像压了块石头，心里充满了隐隐约约的、凝滞不动的绝望。他间或全身战栗，像发寒热病似的痛苦地不断哆嗦。他不时颠三倒四地想起一些没来由的事：比如说，他一会儿想到他十五年前还在彼得堡时就有的那座旧挂钟，现在分针已经从钟上掉下来了；一会儿又想起那个非常快活的官员米利巴，有一回他俩在亚历山大公园捉麻雀，捉住以后便快活地大笑，笑得全公园都听得见，记得他俩当中有一位当时已是八品文官。我想，他大概是在清晨七点钟不知不觉地睡着的，睡得很香，还做了不少美梦，他醒来时已将近十点，他突然古怪地从床上一跃而起，猛地想起了一切，举起手掌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无论是早点，无论是布卢姆，也无论是警察局局长，甚至有一位官员来提醒他这天上午某某会的成员正在等他去主持会议——他一概都不予理睬，他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想明白，而是像个神志不清的人似的向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的那半边住宅跑去。那儿有位贵族出身的老太太，名叫索菲娅·安特罗波芙娜，她在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身边已经生活很久了——她向他说明，太太还在十点钟就跟一大帮人，坐了三辆马车到斯克沃列什尼基去拜会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斯塔夫罗金娜了，这是三天以前就跟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约好的，目的是去看看计划在两周后举办的已经是第二次定下的游艺会的地点是否合适。听到这消息后，安德烈·安东诺维奇吃了一惊，他回到书房，急忙下令套车，甚至心急火燎，都有点等不及了。他的心在渴望马上见到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只要能看她一眼，在她身边待上五分钟，说不定她会抬起头来看他一眼，注意到他，像过去一样嫣然一笑，原谅他的——噢……！“马车倒是怎么啦？”他无意识地翻开放在桌上的一本厚书（有时候，他爱翻书占卜，随便翻开一本书，读右边那一页，自上而下，看三行）。结果是：“Tout est pour le mieux dans le meilleur des mondes possibles.”Voltaire，《Candide》，他啐了口唾沫，便跑出去上了马车：“去斯克沃列什尼基！”后来马车夫说，老爷一路上净催马车快跑，可是刚开始靠近主人家的大宅门时，他又突然下令回头再把他拉到城里去：“请快点，快点。”还没跑到城墙根，“老爷又命令我停车，他下了车就穿过马路走到田野里；我想，该不是有什么毛病吧，可是他却站住了，开始看花，就这么一直站着，真怪，真是的，我心里直犯嘀咕。”车夫如是说。我想起那天上午的天气：那是一个寒冷而又晴朗，但是有风的九月天；在走下大路的安德烈·安东诺维奇面前展开一片早已收割完庄稼的、光秃秃的田野的秋风萧瑟的景象：北风呼号，摇曳着残存的几株可怜的、奄奄一息的黄花……他是不是想把自己和自己的命运与枯萎的、被寒秋与严寒打蔫了的野花相比呢？我不认为是这样。甚至有把握说绝非如此，他甚至根本不记得与花有关的任何东西，尽管车夫如是说，正在这时候坐着警察局局长的轻便马车赶来的第一分局分局长，后来也一口咬定他碰到省长的时候的确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束黄花。这位分局长是一位热心公务的行政官员，名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弗利布斯捷罗夫，他不久前才到敝城履新，但由于他十分热心公务，更由于他在履行公务时不择手段，什么办法都使得出来，再加上他生来就是醉醺醺的，因此早就成绩斐然，闻名遐迩了。他急忙从马车上跳下来，看见省长在看花也没有产生丝毫疑问，而是发疯般但又坚定不移地一口气报告道：“城里出现了骚乱。”九九藏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