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尽管在过去那天因“什皮古林厂工人闹事”发生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游艺会还是照常举行了。我想，即使连布克当夜一命呜呼，第二天上午的游艺会恐怕还会照样举行——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赋予这次游艺会以多么重大的意义啊。唉，直到最后一分钟她都被蒙在鼓里，不明白公众的情绪。直到最后，竟谁也不相信这次盛大的游艺活动会不发生什么重大事故，正如有些人早就搓着双手预言的那样，会顺顺当当地“收场”。诚然，许多人都装出一副痛心疾首、关心政治的模样；但是，一般说来，任何社会动乱都会使俄国人感到无比兴奋。诚然，我国还有一种比仅仅渴望有人闹事更严重得多的情况，这就是群情激愤，怨声载道；似乎，大家对一切都腻烦透了。到处笼罩着一片自相矛盾的犬儒主义，勉强的、仿佛硬装出来的犬儒主义。只有女士们没有晕头转向，但也仅表现为一点：恨透了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所有各派女士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可是她却可怜见，居然不曾产生丝毫怀疑；直到最后一小时她还自以为“众星捧月”，人们依旧“狂热地对她忠贞不贰”。
我已经暗示过，敝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小人。在社会动荡或者处于过渡时期的乱世，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小人应运而生，而且随处可见。我不是说那些所谓“先进分子”，这些人总是抢在大家头里（这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事），虽然他们经常抱着愚蠢透顶的目的，但这目的毕竟或多或少是明确的。不，我讲的仅仅是一帮败类。在任何过渡时期，这帮败类就会如沉渣泛起，这是每个社会都有的，这帮人浑浑噩噩，已经不仅毫无目的，甚至毫无思想可言，而只是以他们自身的存在竭力表现出一种骚乱和焦躁。然而，这帮败类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地几乎永远听命于一小撮抱有明确目的的所谓“先进分子”的驱使，于是这些所谓“先进分子”便随便役使这一大堆社会垃圾，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这帮“先进分子”自身不是十足的白痴的话，不过这情况也屡见不鲜。现在，当一切都已成为过去，我们这里就有人说，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是由国际操纵的，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又回过头来支配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而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则根据他的指令来调动形形色色的败类。敝城最有名望的一些有识之士至今都暗自纳闷：当时他们怎么会忽然疏忽了这一点的呢？我们这个乱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国到底由什么过渡到什么——我不知道，我想，也没有人知道——除非是某些作壁上观的人。然而那些最不齿于人类的无耻小人却突然取得了优势，开始大声批判一切神圣的东西，而从前他们都不敢开口，而那些过去一直顺利地执掌牛耳的首屈一指的人物，现在却突然听起了他们的申斥，自己却噤若寒蝉；而有些人还十分可耻地嘿嘿嘿地随声附和。什么利亚姆申们，捷利亚特尼科夫们，地主坚捷特尼科夫们，没出息的黄口小儿拉吉舍夫们，面带苦笑而又态度倨傲的犹太佬们，爱哈哈大笑的外来游客们，从京城里来的有政治倾向的诗人们，既没有倾向又没有才华只好炫耀自己腰部打褶的长外衣和皮靴擦得锃亮的诗人们，嘲笑自己的军衔毫无意义、为了多挣几个钱不惜立刻摘下自己的佩剑、偷偷溜到铁路上去当一名小录事的少校和上校们；改行当律师的将军们；颇有点文化的经纪人们，生意越来越红火的年轻商人们，数不清的神学校的学生们，以为自己就代表妇女问题的妇女们——凡此种种都在敝城完全占了上风，而他们又凌驾于什么人之上呢？凌驾于俱乐部，凌驾于可敬的高官显贵，凌驾于装有木腿的将军，凌驾于我们那些冷若冰霜、高不可攀的女士们之上。如果说出乱子之前，连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和她的爱子，都差点没让这帮败类们支使来支使去的话，那我们其他的弥涅耳瓦们当时一时犯傻也就多少是可以原谅的了。我已经说过，现在一切都归因于国际。这想法已这样根深蒂固，以致对偶然来此的局外人也作如是说。还在不久前，有一位高级文官库布里科夫，六十二岁，脖子上挂有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未经任何邀请就来了，他用不胜唏嘘的声音宣称，他在来此的整整三个月中，毫无疑问是处在国际的影响下。当时，出于对他的年高德劭和功勋卓著的尊敬，便邀请他来说明一下，让他说得更令人满意些，他虽然提不出任何证据，除了他“全身心都有这样的感觉”外，但是他仍旧坚持自己的看法，因此大家也就不再问他了。
我要再说一遍。敝城仍有一小部分小心谨慎的人，一开始就离群索居，甚至锁上大门把自己关在屋里。但是什么锁又能抵挡得住自然的规律呢？哪怕在最谨言慎行的家庭里，也肯定会有些一定要去跳舞的姑娘。于是所有这些人最后也只好为那些家庭女教师认了捐。即将举行的舞会是如此辉煌与无与伦比；大家纷纷传说着各种奇迹；谣诼纷纭，据说将会有一些手持长柄眼镜的公爵到来，舞会上将有十名主持人，个个是年轻的舞伴，左肩戴着蝴蝶结；又说此事是彼得堡的某些人士策划的；又说卡尔马津诺夫为了增加捐款，已同意穿上敝省家庭女教师的服装朗诵《Merci》；又说还要举行“文学界的卡德里尔舞”，而且也都穿上服装，每种服装将代表一种文学流派。最后还将有一个“正直的俄罗斯思想”穿上服装翩翩起舞——这事本身就已经是特大新闻了。怎么能不订票不认捐呢？所有的人都订了票。
二
这天的游艺会按照节目单分成两部分：先是文学讲演会，由中午到午后四点；然后是舞会，从九点开始，通宵达旦。但是这样的安排就隐含着引起混乱的苗头。首先，从一开始，公众就深信关于在文学讲演会后立刻举行午宴的传闻，或者，甚至可能就在讲演会中间，特意为举行午宴安排了一段休息时间——午宴自然是免费的，已列入了节目单，有香槟酒。入场券的高价（三卢布）更加深了这则传闻的可信度。“要不的话，我总不能白捐钱呢？游艺会预定为一昼夜，那就要给东西吃。人们会饿坏的。”大家都这样议论纷纷。我应当承认，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本人由于她的失于检点也加深了这一有害的传闻。一个月前，当她还陶醉在她的这一伟大构想中的时候，逢人便絮叨她的这个游艺会，说什么她将跟大家一起举杯祝贺，甚至还给京城的一家报纸发去了消息，当时主要使她神往就是这举杯祝贺：她想亲自宣读祝酒词，而且在等待这天到来时一直在撰写这个祝酒词。这祝酒词必须能够阐明我们打出的这面主要旗帜（什么旗帜？我敢打赌，这位可怜的女士到底还是什么都没写出来），然后以地方通讯的形式寄往京城的各大报纸，从而使最高当局为之动容，为之神往，接着便传遍全国各省，引起人们赞叹，引起人们模仿。但是倘要祝酒就必须有香槟，而香槟总不能空着肚子喝吧，因此顺理成章地也就必须有午宴。后来，由于她的努力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大家开始比较认真地讨论了事情的方方面面，有人就立刻向她明确说明，如果幻想举行酒宴，那用来资助家庭女教师的钱就所剩无几了，即使捐款十分众多也罢。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只有两个解决办法：伯沙撒的盛宴和举杯祝酒，以及仅剩九十卢布来帮助家庭女教师，或者——利用游艺会筹集巨额捐款，而所谓游艺会不过是走过场。不过委员会只是危言耸听，它自己当然已经想出了第三个解决办法，这办法不仅十分圆满，而且还调和了上述的两难处境，即这游艺会在各方面都十分像样，十分气派，就是没有香槟酒，这样一来，剩下的款项就极其可观了，将会大大超过九十卢布。但是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不同意，她生就的脾气就是瞧不起那种小市民的折中办法。她立刻决定，如果最初的想法实现不了，那就立刻和彻底地采取相反的极端，即筹募巨额捐款，让所有各省都看了眼红。“说到底，公众也应该明白，”她在委员会上结束自己热情洋溢的讲演时说道，“达到全人类的目的比起得到短暂的肉体享受要无比崇高得多，举办这样的游艺会，其实质不过是要宣布伟大的思想，因此应当满足于举行一种最节约的、德国式的小型舞会，仅仅作为寓教于乐的一种形式，如果根本取消这种令人讨厌的舞会办不到的话！”她突然恨透了舞会。但是最后大家还是请她少安勿躁。比如，当时就有人想出了举办“文学界的卡德里尔舞”，以及其他许多高雅的游戏，以此来弥补肉体享受之不足。当时卡尔马津诺夫也完全同意在会上朗诵《Merci》（而在此以前他只是含糊其辞地让人听了干着急），因而甚至彻底打消了我们那些不知自爱的公众头脑里那种想要吃吃喝喝的念头。这样一来，舞会终于又成了最辉煌的庆典，尽管已经不是原来那样搞法。为了不至于太离谱，决定在舞会开头可以供应一点柠檬茶和圆饼干，然后是杏仁酪和汽水，而最后甚至还有冰淇淋，但也不过尔尔。为了那些随时随地肯定会感到饿主要是渴的人——可以在穿廊式房间的尽头单设一个酒吧，由普罗霍雷奇（俱乐部的厨师长）经营——不过必须在委员会的极严格的监督下——它可以供应任何东西，但是必须另行付钱，为此应在大厅门口专门贴张告示，声明酒吧供应各物均在招待范围之外。但是这天早晨又决定根本不设酒吧，免得妨碍讲演和朗诵，尽管酒吧离卡尔马津诺夫同意朗诵《Merci》的那间贵宾厅还隔着五个房间。有意思的是，委员会里甚至最讲求实际的人也赋予这事，即朗诵《Merci》以空前巨大的意义。至于那些爱好诗歌的人，比如首席贵族夫人就曾向卡尔马津诺夫宣称，她在他朗诵完结之后将立刻吩咐在她的贵宾厅的墙上镶嵌一块大理石，上面将用金字书写：某年某月某日，这里，就在这地方，俄罗斯和欧洲的伟大作家在搁笔时朗读了《Merci》，这表明他首次与俄国读者告别是通过敝市各界代表进行的。而且这碑文所有参加舞会的人都会看到，即朗诵完《Merci》之后总共才过五小时，就会人人看到这一碑文。我知道得很清楚，这主要是卡尔马津诺夫提出的要求，要求那天中午，在他朗诵的时候，不管以何种借口都不要设酒吧，尽管委员会里的有些人持异议，认为这不完全符合我国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