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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传统的男人希望女人能够驯顺，但他从来不爱驯顺的女人。这些男人被独立女性吸引，他们像野鸟收藏家一样，总想着折断自由的女性的翅膀，并把她关进笼子里供自己把玩。” 对于精力旺盛的伊丽莎白·莫斯来说，“事业低谷”不在她的字典中。这位凭借《广告狂人》一炮走红的女演员已经连续数年进入了“全球收入最高女星”的榜单。如今，早已是艾美常客并顺利捧得视后奖杯的莫斯正积极地拓展她事业的疆界，除了作为配角出演《方形》和《我们》之外，她主演了《她的气味》和《隐形人》两部长片，并在《使女的故事》第四季贡献了令人惊喜的导演首秀。《闪亮女孩》是莫斯与Apple TV的首次合作，后者同样处于关键的上升期，莫斯不仅是这部限定剧的女主角，而且再次担任监制并执导了其中两集（分别是第五集和第七集）。 如果要为形容《闪亮女孩》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我想也许是“凌乱”，但看完整部剧，你会意识到凌乱对于它来说并不一定是件坏事。《闪亮女孩》的基本世界观是这里有一座神秘的房屋，任何人只要走进这座房屋并从其中一道门走出，就能穿梭于不同时间的不同地点——更准确而言是一系列时间与空间的组合，这意味着这些组合并不是人们所理解的线性时间中、从当下回望过去时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实”，而可能由于穿梭行为的发生而变化。 这些变化同样凌乱，有时是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细节，有时却是人生经历的改变。在第一集中，莫斯饰演的Kirby发现她渐渐失去了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她记忆中的工位上坐着另一个同事，后者告诉她这一直是自己的工位；她如今用来接天花板漏水的杯子成了笔筒；她的宠物——一只名叫Grendel的猫在回家后变成了一条狗；在同事Dan陪同她去负责验尸的法医那里进行检查时，恍惚间Kirby意识到眼前的女法医成了另一名男法医；在回家后，她居住的楼层从二楼变成了三楼，推开门后，Kirby发现与她同住的不再是自己的母亲，而是同事Marcus，他是她的丈夫，尽管Kirby在回到家前对此一无所知。 这些桥段对于熟悉精神分析电影的观众来说丝毫不陌生，日常的遗失或增殖往往是精神分裂症的征兆，但即使仅仅从第一集来看，《闪亮女孩》的野心也不止于刻画另一个歇斯底里的女性形象，它有意模仿了父权制社会对待女性受害者的一贯做法，即她们的经历要么被认为是不真实的，要么因为过度的创伤而陷入精神错乱的应激状态。就连Kirby自己也曾经这么认为，但从精神病院出来的她发现事情并没有变好。 当Kirby所在的报社报道一件下水道抛尸案件时，她突然意识到凶手的作案手法和多年前袭击自己的人出奇相似，凶手剖开了受害者的腹部，并将一些物件放入其中，留在Kirby身体里的是属于一家她从未听说过也无法查到的酒吧的火柴盒，她从那次袭击中幸存了下来。尽管她自己也无法解释这一切，但她相信自己生活中的那些变化与凶手有关，于是她决定和同事Dan一起调查这个案件。 而即使与主题有些许类似的莫斯前作《隐形人》相比，《闪亮女孩》也算不上是典型的悬疑类型，因为凶手的身份在第一集就被明确揭露——凭《跳出我天地》作为童星出道的杰米·贝尔如今饰演令人毛骨悚然的变态杀手已是信手拈来，他饰演的Harper正是袭击Kirby的人，Harper熟练地穿梭于不同的时间。在第一集的开头，他造访了尚且年幼的Kirby，并在她的面前杀死了一只蜜蜂：“首先，我们找到它的闪光点，然后我们夺走它。”他残忍的语言开启了《闪亮女孩》这个庞大的隐喻系统，所有殒命于Harper手中的女性，原本都即将迎来她们人生的高光时刻——Kirby即将从无足轻重的档案员升职独当一面的记者；在天文博物馆工作的Jin-Sook即将进行她准备已久的公众演讲；观众对舞女Klara的表演赞赏有加，她即将预订一家大型剧院表演。 他找到了她们的闪光点，并毫不留情地夺走她们的生命，还有谁比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更熟悉这个情节呢？多少殒命于男性暴力的女孩没有等到她们闪亮的那一天，又有多少Harper正要毁掉闪亮女孩们的人生。试图与现实保持距离的《闪亮女孩》用一种不可理解的方式表达了更深沉的悲观。Kirby的幸存扰乱了Harper曾无数次造访并习以为常的时空，他发现那些已经被他选定为猎物的女孩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他与她们的相遇也不似从前；当Kirby看到了Dan在临死前留给她的最后一条信息时，她找到了让Harper能够随意穿梭时间的房屋，她在那里等待Harper的到来并杀死了他；在Harper死后，那些受害女孩们“本可以拥有的美好生活”的画面以蒙太奇的形式出现，Kirby成了这座房屋新的屋主。 《闪亮女孩》的最后一个镜头，伴随着由Angel Olsen翻唱、Bob Dylan作曲的《One Too Many Mornings》，坐在沙发上的Kirby坚定又怅然若失地望向前方，她刚刚从Dan依然活着并且尚未与她相识的时空中回来，在吧台前，她对Dan说：“如果有一天你记起来了，你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我。” 在以反性骚扰、制止跟踪狂和非自愿独身男性（incel）犯罪为主线的21世纪女权主义运动背景下，《闪亮女孩》这个隐喻系统的每个环节都有效地运转起来，但这同时意味着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一个令人沮丧的结局。在父权制这个闹鬼的房屋中，Kirby终于成为它的屋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创伤的复原，它最终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而非解决它：在亲身经历暴力之后，“我们”还是原来的我们吗？这些以性别为本的集体记忆，对于幸存者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正与叙事的凌乱、缺乏可理解的物理学依据或疏于对它的解释对于《闪亮女孩》来说并不一定是剧作缺陷，沮丧的基调同样未必意味着剧集的失败——这已经从埃默拉尔德·芬内尔大获成功的《前程似锦的女孩》那里得到应验。当#Metoo运动撼动了好莱坞和全世界，“女性复仇”被正式地整合进入主流商业电影的制片轨道，在“爽片”屡试不爽地获得商业成功之后，正是这些重新让人们感受沮丧的创作者们确保了女性题材不会成为另一种无关痛痒的彩虹资本主义。 没能拥有似锦前程的女孩，无法闪亮的女孩们，当她们意识到彼此的存在后，其力量足以追踪并摧毁那些行将毁掉她们人生的人。莫斯和饰演Harper求而不得的女友Klara的玛德琳·布鲁尔的重聚，让《使女的故事》的粉丝们为之一振，在第四季中，莫斯饰演的June和布鲁尔饰演的Janine踏上了惊心动魄的逃亡之旅。在《闪亮女孩》中，当Klara初次来到20世纪末的繁华都市并与Kirby相遇时，她沉醉于这个时代自由平等的空气，她无需站在舞台上供上流阶级的男女凝视，而是在舞池里与Kirby共舞。此时Harper的神情是剧集的亮点，当他看到这两个被他视为猎物的女性沉浸在彼此的喜悦中时，他面露愠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