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第七章）(2)

    按键字模上的颜色把字母里的缝隙都填满了，因此这些字母打到纸上也是黑乎乎的，只能看出个轮廓来。但我丈夫不在乎，因为他实际上是个很爱把屋子里弄得乱七八糟的人，他也爱整洁，但只打扫那最必要的地方。他爱把床底下扫得干干净净，可是却把一块台布盖在他的写作用品和稿纸上，就像往桌子上铺块赛采赛风格的红毯子，往床上盖块床罩一样。最要命的是他什么都离不开抹布，他洗完手用抹布，擦皮鞋用抹布，他甚至往抹布里擤鼻涕，还用这油乎乎的抹布来擦汗。当我没注意管他，他这块抹布太脏时，我便干脆把它塞进炉子里烧了。尽管我们在院子里有个厕所，可我丈夫鬼使神差晚上总爱在院子里那棵爬山虎底下的土堆旁撤尿。那棵爬山虎倒是长得枝壮叶茂，沿着墙壁横贯整个院子。

    夜里在院子里撒尿是他的拿手好戏，撒尿时跟所有正在撒尿的爷们儿一样眼睛傻呆呆的难看得要命。有一条不成章的规矩；只要我丈夫以为我不在家，便连白天也到院子里的一个角落去撒尿。我有好多次突然出现，我丈夫吓得连裤子都弄湿了。我气鼓鼓地打他身边经过，让他别以为我不知道。我装作在看他，装作为他这举动而要呕吐，而且我还真的做出一副呕吐的样子。他也想了一个报复我的办法：当我在屋里擦洗身子，当我例假期在盆里洗下身时，我丈夫便无缘无故闯进来，让我吓一大跳，我因为被丈夫看见而对着他一顿吼。他却借此回敬我：如今他也装作恶心，装作要呕吐的样子说他看到的事使他要疯了。于是立即跑出去，故意大声说得让我能听见：“这一天可要倒霉了!一大清早就这么不幸，看到老娘儿们坐尿盆!”尽管我从来没在家里坐过尿盆，尽管我们房子里根本没有尿盆，因为我讨厌尿盆，即使下大雪，我也宁可走过院子，到结了冰凌的厕所去解手。总之，我丈夫是个很不爱收拾的人，对他这台贝克尔牌的打字机也是如此，我若遇上我丈夫在打字，就跟我碰上他在院子里撒尿一样，立即手忙脚乱，从这一刻起，若是撒尿便弄湿裤子、尿湿鞋子；如正在打字，便连贝克尔牌打字机的好几个按键也吓得卡在一起，而且还卡在色带走动的地方。可我丈夫硬是用两个指头把它们掰开。

    这打字机真是结实极了，任何别的打字机遇到这种情况那按键恐怕都要断掉，可是这部机子居然承受得了我丈夫的生掰硬拽，他把整台机器举起来，按键好像嵌进了他的指头，他气恼地站起来，将机子倒吊到悬空，还是松不开，我丈夫便使劲一摔，打字机掉到地板上，这才解决了问题。我丈夫再把它端起来，抚摸着它。几个指头被那些一直卡着难以分开的按键弄得乌黑。我丈夫打字的时候要是用手摸一下脸，那脸也准保弄得黑不溜秋的；要是机器摔到地上，我丈夫便把它扶起来，放到桌子上，接着打字，跟没事儿似的。这部打字机就像艾戈恩·博恩迪说的是部原子打字机，真的好像是用原子驱动的。不过我丈夫还是决定让这台贝克尔牌打字机退役。说要拿它当摆设。

    他这儿还有一根劈成两半的大松树干，这两半树干中间夹着一个野蜂窝。这树干，我丈夫说还是从俄国兵那里讨来的。那些俄国兵曾经在啤酒厂住过。我丈夫不管搬到哪里，都把这树干带到哪里。他最先住在老城广场那座屋角上有个罗马铃铛的楼里，还有那家肖恩巴赫殡仪馆也在楼里；后来他搬到雅希莫瓦街犹太学校对面的那条街上；再后来又带着这树干来到克拉德诺的义务劳动者们的集体宿舍；最后带到利本尼，如今竖在这儿，老树干里面已经破碎、腐烂，树干旁边是一个没穿衣服的洋娃娃，摊着两只粉红色的手，总是光着脑袋惊讶地站在这老松树干下面，望着那嵌在松树干上快要破碎的野蜂窝。如今这儿又添一架滚筒缩在里面，像一个紧咬牙关沉默不语者的贝克尔牌打字机，它挨着这光身子没头发的洋娃娃站在方凳上。谁来我们家，最吸引他的就是这台打字机，每个人都要摸摸它，像抱小动物一样抱在膝盖上，打开它，不知道这种型号的人都为这台打字机的小巧玲珑而惊讶不已，说它很漂亮，而且造型也很现代，因为它比一般打字机少一行字母。那时候，有个叫弗朗达的住在我们这座楼靠大门口那儿，他已经退休了。

    因为他有一颗大极了的心脏，解剖专家都有点等不及要解剖他的尸体，因为就像弗朗达骄傲地说的，他就是为这颗肥大的心脏而退休的，因为这是中欧最大的一颗心脏。这个弗朗达曾经是一名修理烤面包炉的工人，是修理炉口和炉门的能手，他往炉膛里铺上石英，浇上混凝土，还有点别的东西。在弗朗达原先住的那个曾经开过小铺的地方有一座特别棒的炉子，我丈夫去看过好几次，弗朗达就是按照这种炉子给我们家修的炉灶，炉口贴满小石块，浇上混合耐火黏土和水玻璃。那个弗朗达简直要了我的命，因为他老想谈那种事，老说他是干那事儿的行家，老说那种事一天可以干上两次，因为他有个大心脏。他只要一看见我，就谈那种事，这成厂他的看家本领。我千方百计不让他张口，先是假装作呕，后来弄假成真，真的吐了他一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