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紧挨着我们小房间的那个研究所也不像我家那台贝尔克牌打字机那样叫人心烦。它像一架录音器，有两个滚筒，一个个像龇着牙齿的按键，只有德文字母，因为是一台德国牌子打字机。我丈夫已经能十分熟练地用它打字，即使天黑了，他也能用他那有点儿肥大但又皱曲不平的指头敲打它，仿佛要敲掉它那些龇牙。可是那台打字机能承受一切对它的狠命敲打。我丈夫打字的时候有点儿怪怪的：他卷上纸，眼睛仿佛望着窗外，好像在弹钢琴，十个指头都在动。他打字快得叫我没法相信，于是过去瞅他一眼，他果然在打字，而且有内容，只是错误百出，不过只是因为这台打字机既没有长音符号也没有钩形符号。他简直不是在打字，而是在演奏，这打字机仿佛一个人工肾和心律监测器跟他长在一起。他常对我说，当他琢磨一篇什么文稿时，便在脑子里书写着这篇作品，在他的眼睛里便有着这台打字机，而这双眼睛又在他的脑子里，而且这台脑子里的打字机又同他的手指头联系在一起。
当他在想着一篇未来的文稿时，他竟能看见打字键如何将字母打到纸上，币这些键又如何像音符一样地散在那里，由某些个打字键来敲成一个字。他看到这些字一方面已经写出来，另一部分散在键盘上。他对我说，他有时简直害怕往下想，这玩意儿是怎么从一种状况转到另一种状况的。这些思想先是流出来，他则用如下办法将它抄写出来：先用十个指头将它们打到键盘上，经过键盘一个个字母串成，一行一行宇再串成一页一页，这些打满字的页一直摞到他累了，到他这些思想已经全写到纸上或者已经消失为止。我丈夫说艾戈恩·博乌迪把这台打字机叫做原子打字机。我丈夫去克拉德诺时曾经给他读过自己的打字搞。我丈夫总是选在我上班的时候、我去米拉达那儿游泳的时候，我在莉莎家织手套或者用彩线绣图画的时候写作。我要是提前日来了，他只接着写一会儿，示意我别跟他说话，我便得目个儿坐上一会儿。我恨这台打字机，因为它整个儿地与我丈夫合为一体了。要是没丁这打字机他恐怕就傻了眼!因为他已经完全不会用手写字，就像那些骑兵一样，一下马，走起路来便跌跌撞撞，跟踩着棉花似地腿不得劲儿。我丈夫有时给我在一小片纸上写点什么时，就像胡纳切克，还有以前的多莱伊什这些小孩写的字一样，东倒西歪的，而且写出来的句子也结结日日，从来也没有用手写出过一句像模像样的话来，只能写个简短的消息或通知什么的。可是只要他往打字机前一坐，一幅幅画面便滚滚而来。他就这么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呀，有时我站在窗子外面听着他拼命地赶着写，以便在我进来时放慢速度。
只要我我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他的思路就断了，气恼地盯我一眼，再敲上那么三两下按键，仿佛打上几个点儿，便放弃写作，揉揉眼睛，又回到了我们房间这人间地面。那些往空中一个劲儿地流泻出的句子、那些曾经在他的天上某个地方闪亮的字行熄灭了。他耸耸肩膀，便提着罐子去打啤酒，把他的写作再挪到别的什么时候。可有时候他又能接着玩儿命地往上写，我可以对他说话，可以有人来串门儿，他继续写他的，冲着这些他看得见的句子微笑着，谁也打扰不了他。他一个劲儿地写呀写呀，必须一口气写完。
因为，他后来说，当时要不写以后就永远也写不出来了，画面就会一股脑儿永远地从他眼前消失掉。我在结婚后的第二年给我丈夫买了一部打字机，也是德国牌子的，叫托尔贝多牌，是韦特罗产的。我把它摆在桌子上，他那台贝克尔牌老打字机的旁边。奇怪的是那台老机子还显得新式、简单一些。托尔贝多牌的打字机有个套子，贝克尔牌的打字机也有个箱子，不过博士把那箱子扔掉了，只用两根带子捆着搬来搬去的，就像小学生常那样捆着学校的课本一样。那台贝克尔牌打字机仿佛是永远也损坏不了的，他到河边去也常常带着它，将它往那儿一放便打起字来。有时难免会歪倒，有一次在堤坝上它甚至掉到伏尔塔瓦河里去了，可捞起来它还能用。就像那罗斯科普牌的奥地利闹钟一样，瓦尼什达先生将它扔到了装满水的洗碗池里，它在水里也一样丁零丁零地闹，而且还继续嘀嗒嘀嗒一秒一秒地走。
就像贝克尔牌打字机，把它里面灌进的水倒出来，打起字来甚至比原先还顺溜。等我丈夫一来，当我告诉他买了一部托尔贝多牌打字机时，他看了看这两部打字机，然后坐下来，试了试那部新打字机，键盘好像不灵，它比较大，比较宽，还多出一行来，正好是那些长音符号、钩形符号以及带长音、带钩的字母。他得先练习，为了能在这部新机子上打字，他得先把那台老机子放到柜子里去，将它搁到被子底下，生怕它吃醋，觉得我丈夫喜新厌旧对它不忠，它可能会把在利本尼堤坝巷我们住房里出现的这部新打字机看做情敌。我丈夫第一次用新机子打他的手稿时，先在那台可爱的老机子上打了几下，然后像对待一只小动物一样地抚摸它，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扫过它，它里面全是灰尘，从它黑色的打字带上剥落出好多呢绒灰尘块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