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鬼在把我们赶到一堆之前，穿烂了三双树皮鞋！”他们是这样讲自己的；因此，造谣、倾轧以及妇人般地饶舌、忌妒、谩骂、怨恨总是在这乌烟瘴气的生活舞台上不断地上演。其中的某些坏蛋竟比任何一个弱女子都更像女人。我要再说一遍，他们当中也有真正的强者，是一辈子习惯于横冲直撞、发号施令、历尽艰险而无所畏惧的硬汉。这种人不知怎么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他们往往十分爱惜自己的声誉，却竭力不使别人感到压抑，也从不参与无聊的谩骂，行为举止带有非同寻常的自尊，他们通情达理，而且几乎总是服从管理——不是遵循服从的规定，也不是认为有服从的义务，而仿佛是根据一种相安无事的默契。不过人们对这些人也是谨言慎行。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无畏而果敢的囚犯，管理人员很了解他暴烈的倾向，一天因为犯了狱规被叫去受罚。这是在一个夏天的工余时间。一位校官是监狱的最主要的顶头上司，他亲自到紧靠监狱大门的警卫室来监督处罚。这个少校是囚犯们命中注定的克星，他们见到他就胆战心惊。他的严厉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正如苦役犯们所说，“他见人就找茬。”他最令人害怕的是他那猞猁般锐利的目光。什么都躲不过他的一双眼睛。他似乎不用看就已经一览无余。刚走进牢房，他就知道牢房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事情。囚犯们都叫他八只眼。他的做法通常都是一种伪装。他专门用疯狂恶毒的行为去激怒已经被激怒的犯人，要不是他有一位高尚而通情达理的首长城防司令对他的野蛮行径有所约束，那么他的管控就会造成莫大的灾难。我不明白，他怎么竟能得到善终；他退役时还活得好好的，尽管被送上了法庭。
这名囚犯被叫到名字时脸都白了。他通常是默默地毅然躺下，默默地忍受树条的抽打，受刑后利索地站起来，对遭受的挫折抱着冷静和超然的态度。不过，人们对他一向是小心谨慎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他认为自己是无辜受罚。他脸色发白，瞒着押送队在袖筒里藏起了一把鞋匠用的锋利的英国刀。牢房里严禁使用刀子和任何尖利的器具。时常突然地严加搜查，惩罚是残酷的。不过，假如小偷决心隐藏什么东西，那是很难搜查到的，而刀和器具又是牢房里的日用必需品，所以屡禁不绝。即使被没收了，立刻又有新的出现。犯人们都扑到围墙边，提心吊胆地从立柱的缝隙窥视。大家知道，彼得罗夫这一次是不会躺下受罚的，少校死定了。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的少校坐上轻便马车走了，把实施刑罚的事托付给了另一个军官。“是上帝亲自救了他！”后来犯人们都这样说。至于彼得罗夫，很平静地忍受了处罚。他的愤怒随着少校的离去而烟消云散。这名囚犯在一定程度上是服从管教的。然而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顺便说说，最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桀骜不驯的脾气的奇怪的发作。往往有人能忍耐几年，很温顺，忍受着极其残酷的刑罚，可是为了一点儿小事，稍不顺心，几乎不为什么就突然爆发。在某些人看来，简直可以说他是个疯子；可情况就是这样。
我说过，几年来我在这些人之中没有看到一点悔罪的迹象、一点对自己罪行的沉痛的反思，而且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人都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完全无罪。事实就是这样。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在于虚荣心、恶劣的榜样、硬充好汉、错误的羞耻感。从另一方面来看，有谁敢说，他已探究了这些沉沦者的心灵深处，读懂了他们讳莫如深的内心的隐秘呢？然而这么多年来，毕竟可以从他们的心情中发现、捕捉、察觉哪怕一点儿线索，来证明他们内心的忧伤和痛苦啊。可是没有，绝对没有。的确，要根据已知的、通行的观点去理解罪行，看来是不可能的，犯罪哲学比人们所想象的更艰深一些。当然，监狱和强迫劳动的制度是不能改造罪犯的；只能施加惩罚，使这个恶徒不能继续危害社会的安宁。监狱和极其繁重的苦役只会加剧犯人的仇恨，使他们更渴望得到被禁止的享受，更危险地轻举妄动。但我坚信，著名的单独囚禁的制度也只能达到虚假的、令人产生错觉的、表面上的目的。这种制度吸干了人的生命汁液、使他的心灵枯竭、软弱、惊恐不安，然后却把精神枯萎的木乃伊、一个半疯子奉为改造和悔罪的典型。当然，一个反社会的罪犯是敌视社会的，几乎总是认为自己无罪而归罪于社会。何况他已经受到社会的惩罚了，几乎认为自己经过这样的赎罪，已经净化了。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断定，最后几乎势必会为罪行本身辩护。然而不论观点如何，人人都同意，有些罪行自古至今，不论何时何地，以任何法律为依据，都是无可置疑的罪行，只要人还是人，概莫能外。我只有在监狱里才听到过人们带着最放肆、最孩子气的快乐的笑声，讲述关于最可怕、最乖谬的行为的故事，最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我特别不能忘怀的是一个弑父的凶手。他出身贵族，有公职，在六十岁的父亲身边仿佛是个浪子。他十分放荡，债务缠身。父亲约束他，规劝他；不过父亲有房子，有庄园，想必很有钱，于是——儿子杀了他，因为很想得到遗产。一个月后才破案。是凶手本人向警察局报案的，说他父亲失踪了。这一个月里他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最后警方在他外出时找到了尸体。院子里有一条排水沟，上面盖着木板，水沟的长度与尸体相当。尸体躺在这条小水沟里。身上衣着整齐，白发苍苍的头颅被割掉，放在身躯旁边，而在头颅下面凶手放了一个枕头。他不肯招供；被剥夺了贵族称号，开除公职，流放服苦役二十年。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情一直非常好，非常快乐。这是一个极其乖戾、轻率、不明智的人，虽然并不笨。我从未发现他有什么特别残忍的地方。囚犯们蔑视他，不是因为他的罪行，连提也没有提起过，而是因为他喜怒无常，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交谈时他偶尔会提起自己的父亲。有一次他和我谈起他们家族祖传的健康体格，接着说道：“就说我父亲吧，他到死都没有抱怨过有什么病痛。”不言而喻，这种兽性的麻木不仁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这是罕有的现象；这是生理上的一种缺陷，医学所未知的一种生理和精神上的畸形，而不仅仅是罪行。当然，我不相信竟会有这种罪行。但是来自他的城市的一些人，应当知道他的经历的所有细节，他们对我讲了他的全部案情。事实是那么清楚，叫人不能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