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比较吸引我的还是自己人，即那些“贵族”，尤其是在初期。不过，在我们监狱里的三位前俄罗斯贵族（阿基姆·阿基梅奇，密探阿-夫以及被认为是弑父者的那个人）之中，我只同阿基姆·阿基梅奇往来和交谈。坦白地说，我去接近阿基姆·阿基梅奇，可以说是由于绝望，是在心情极其苦闷而当时除了他又没有别人可以交往的时候。在上一章我曾试图将我们所有的人分类，可是此刻我想起阿基姆·阿基梅奇，于是觉得，还可以再加一个类别。诚然，构成这个类别的只有他一个。这一类是漠然无动于衷的苦役犯。说漠然无动于衷，是指这样一些人，对他们来说，在监狱外生活或关在监狱里都一样，不言而喻，这样的人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然而阿基姆·阿基梅奇似乎是个例外。他甚至在监狱里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好像准备在这里过一辈子了：他身边的一切，包括床垫、枕头、用具在内，都放得那么妥帖，那么稳当，那么有长远打算。在他身上没有临时凑合的丝毫迹象。他还要在监狱里度过很多年，可他未必会在什么时候想到过出狱。不过，即使他已经安于现状，当然也并不是心甘情愿，或许是迫于不得不服从的制度吧，不过对他来说，这是没有区别的。他是个好人，起初还经常帮助我，给我出主意，为我效劳；可是我承认，有时，尤其是在初期，他会在无意中使我感到无可名状的苦闷，更加剧了我本来就很苦闷的心情。而我是因为苦闷才与他交谈的。有时你会渴望听到一句真心话，哪怕是尖酸刻薄的话，哪怕是不耐烦的话，哪怕是一些泄愤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对我们的遭遇发发牢骚了；他却默不作声，在糊自己的小灯笼，或者讲他们在某一年的军事检阅，师长是谁，他的名字和父称叫什么，他对检阅是否满意，以及发给尖兵的信号有什么改变，等等。声音总是那么平静，那么不紧不慢，仿佛水在一滴一滴地滴落。他对我谈到，曾因为参加了高加索的某次战斗而荣获“圣安娜勋章”，甚至在这时他也几乎没有一点振奋的心情。只是他的声音这时变得非常高傲而庄重；在说到“圣安娜勋章”的时候，他稍微压低声音，甚至带有一种神秘的意味，然后有两三分钟特别沉静而持重……在这第一年里，我常有犯糊涂的时候，这时我（往往是突然地）对阿基姆·阿基梅奇几乎产生了憎恨的心情，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心里默默地诅咒自己的命运，竟让我与他在板铺上并头而卧。通常在一个小时后我就会因此而自责。不过这只是第一年的情况；后来我在心里与阿基姆·阿基梅奇彻底地和解了，而且为以前的糊涂想法而感到羞愧。从表面上看，我记得，我和他从来没有争吵过。
在我入狱期间，除了这三个俄罗斯人之外，我们这里先后有过其他八个人。我与其中的几位相当亲近，甚至相处得很愉快，但并非对所有的人都如此。其中几位最优秀的人物都有些病态、狭隘而且极其偏执。后来我和其中的两位干脆就不说话了。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只有三个人：鲍-斯基、米-茨基和老头子若-斯基，后者曾在某地担任数学教授，老头子善良、正派，也很古怪，尽管受过教育，心胸却似乎非常狭隘。米-茨基和鲍-斯基就完全不同了。我和米-茨基头一回见面就很相投；从来没有发生过口角，我尊敬他，却始终无法爱他、依恋他。他是疑心很重而又愤世嫉俗的人，但是有惊人的自控能力。正是这种太强的自控能力令人不快：使人觉得，他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完全敞开心扉。不过，也许是我看错了。这是一位性格坚强而又非常高尚的人物。他在与人交往中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甚至有些伪善的圆滑和谨慎反映了他的隐秘的、深刻的怀疑主义。同时，他内心的痛苦正是源于这种二重性：怀疑主义和对自己的某些特殊见解和期望的不可动摇的信心。不过，尽管他在日常生活中那么圆滑，他与鲍-斯基及其朋友托-斯基却有不可调和的敌意。鲍-斯基是病人，有肺病的症候，易怒而烦躁，其实他是非常善良，甚至豁达大度的人。他的易怒有时达到了非常偏执而任性的程度。我受不了这种脾气，后来和鲍-斯基绝交了，可是我对他的爱却始终如一；而我和米-茨基也没有争吵过，却从来不曾爱过他。与鲍-斯基绝交后，我却不得不也立即与托-斯基绝交，他就是我在上一章讲述我们请愿的情况时曾经提及的那个年轻人。我对此深感遗憾。托-斯基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是他善良、勇敢，总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问题在于，他是那么热爱和尊敬鲍-斯基，对他是那么满怀景仰之情，以致凡是稍微疏远鲍-斯基的人，几乎立刻就被他视为自己的仇敌。他后来好像也是为了鲍-斯基，尽管忍了很久还是和米-茨基绝交了。不过，他们都是精神上不大正常的人，刻薄、易怒、多疑。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处境很艰难，比我们艰难得多。他们都远离故土。其中几个人是长期流放，服刑十年、十二年，而主要的是，他们对周围所有的人都抱有很深的成见，在苦役犯身上只看到兽性，不能甚至不愿看到他们身上的任何优点、任何人性的表现，这也是很可以理解的：他们不幸而具有这种看法是环境和遭遇使然。显然，苦闷使他们在监狱里感到窒息。他们对切尔克斯人、鞑靼人，对伊赛·福米奇是和蔼可亲的，然而对所有其余的苦役犯都厌恶地避之唯恐不及。只有斯塔罗杜布的那位旧教徒才博得了他们由衷的敬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坐牢期间，没有一个苦役犯曾指责他们的出身、信仰和思维方式，我国的普通民众对外国人，主要是对德国人，是会进行这样的指责的，尽管也很少见。不过，对德国人也许只是嘲笑；俄国的普通民众觉得，德国佬显得滑稽可笑。苦役犯们对这几个人甚至是敬重的，远胜于对我们这些俄国贵族，而且一点也不招惹他们。可他们好像从来就不愿正视这一点并加以考虑。我谈到了托-斯基。就是他，在从最初的流放地移送我们城堡的时候，几乎一路上都在无微不至地照顾鲍-斯基，后者体格虚弱，几乎半路上就疲惫不堪了。他们最初被押送到乌-戈尔斯克。他们说那里很好，就是说，比在我们城堡好多了。可是他们与来自另一个城市的其他流放犯有了通信关系，尽管是无可指责的普通的书信往来，有关方面却认为有必要将他们三个人移送我们的城堡，离我们最高当局的眼皮子更近些。他们的第三个伙伴是若-斯基。在他们到来之前，米-茨基在监狱里是形影相吊。难怪他在流放的第一年那么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