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后不久我因病住进了我们的军医院。这是离城堡半俄里的单独的院落。一溜长长的平房全都抹上了土黄色。夏天进行维修要为它用掉大量赭石。在军医院的大院里有后勤部门、医务管理人员的办公室以及其他辅助建筑。病房都安排在主建筑内。病房很多，但囚犯病房一共只有两间，经常挤满了病人，尤其是在夏天，所以时常不得不移动床位。我们的两间病房满是各种“不幸的人”。到这里来的有我们的囚犯，有关押在部队各个禁闭室受审的军人，其中包括已判决和未判决的犯人以及流放犯；还有的来自感化连——一个很奇怪的单位，犯有过错和不大可靠的大兵从军营被送到这里来，以便改正其行为，两年多以后从那里出来，大多数人通常都成了罕见的大坏蛋。我们监狱生病的囚犯通常要在清晨向士官报告自己的病情。病人立即被登记在册，并派一名押送兵带着名册把病人送往营部医务所。在这里有一名医师对来自城堡内所有军管部门的所有病人预先进行体检，发现谁确实有病，便挂号到军医院就诊。为我在名册上挂了号，于是一点多钟，我们的人全都从监狱出发去参加午后的劳动以后，我动身去军医院。生病的囚犯通常都尽可能带上一些钱和面包，因为当天别指望在军医院得到自己的一份伙食，还要带上小烟斗以及一袋烟丝、火石和火镰。这些东西都仔细地藏在靴筒里。我走进医院的围墙，对我们囚徒生活方式的这种新的、陌生的变化不免有些好奇。
这是温暖、晦暗、凄清的一天，在这样的日子里，医院这样的地方有一种特别的务实、阴沉而萎靡的样子。我和一名押送兵走进候诊室，里面放着两个铜盆，已经有两个病人等在那里，他们是受审的军人，也是和押送兵在一起。一名医士进来了，他懒洋洋地向我们威严地扫视一眼，更加懒洋洋地向值班医生报告去了。那位医生很快就来了，他检查病人，态度很亲切，给我们发了写上姓名的“病历”。以后记录病情、开药、规定剂量等等，就归管理囚犯病房的主治医师负责了。我从前就听说，囚犯们对自己的医生们赞不绝口。“亲如家人！”当我要去住院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的。这时我们都换了衣服，来时所穿的内衣外衣都被收走了，让我们换上了病号穿的衣服，此外还给我们发了长筒袜、便鞋、尖顶帽和棕色粗呢长病号服，衬里好像是麻布，又好像是一种膏药似的东西。总之，这件粗呢病号服简直脏得一塌糊涂；可是我充分认识它还是在到达现场之后。然后我们被带到囚犯病房，那是在一条长长的高大整洁的走廊的尽头。到处都保持着十分悦目的表面的清洁；乍一看，一切都令人眼前一亮。不过，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看惯了我们的监狱。两名受审的军人转向右首的病房，我转向左首。门口站着一名持枪的哨兵，身旁还有一名副哨兵，门是用铁闩闩上的。下士（是军医院警卫队的）命令放行，于是我出现在一个狭长的房间，沿着两旁的墙壁放着病床，大约有二十二张，其中有三四个床位是空着的。床是漆上绿色的木床，在我们罗斯这是人人都非常熟悉的，——这些床，由于某种定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没有臭虫的。我的床位在一个角落里，在有几扇窗户的那一边。
正如我所说，这里也有来自我们监狱的囚犯。其中有些人认识我或至少曾见过。受审的军人和来自感化连的士兵要多得多。卧床不起的重病号并不很多。其余的那些人都是轻病号或康复中的病人，他们或者坐在病床上，或者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两排病床之间还有可供散步的足够空间。病房里有医院的那股令人窒息的气味。空气被各种有害气体和药味所污染，尽管在角落里几乎整天都生着火炉。我的床上覆着床罩。我把它掀开。床罩下面是一条麻布滚边的毛毯以及其清洁非常可疑的厚床单。床边有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一个杯子和一个锡碗。为了顾全体面，上面盖着发给我的一条小毛巾。小桌子下面还有一块搁板：那里为喝茶的人备有几把茶壶、几桶克瓦斯等等；但病人中爱喝茶的人为数不多。至于小烟斗和烟丝袋，几乎人人都有，甚至连肺痨病人也不例外，都藏在病床底下。医师和其他管理人员几乎从来不检查床铺，即使碰到有人拿着小烟斗，也装作没看见。不过，病人也几乎总是很小心地到炉边去抽烟。只有夜里才躺在床上抽；夜间是没有人巡查病房的，除非警卫队的某个军官或队长偶尔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