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师们上午要巡查病房；十点多钟他们簇拥着主任医师来到我们这里，在他们之前大约一个半小时，我们的住院医生到病房来过。那时我们的住院医生是一位年轻的医士，他懂业务，和蔼可亲，囚犯们都很喜欢他，认为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太温顺”。确实，他不大爱说话，在我们面前好像还有些腼腆，几乎会脸红，只要病人一提出要求，他往往就会按照他们的要求改变伙食定量，看来他甚至会根据病人自己的要求开药方。不过，他毕竟是一个好青年。应当承认，罗斯有很多医生都受到普通民众的爱护和尊敬，而且据我所知，这完全是事实。我知道，人们会觉得我的话是奇谈怪论，尤其是考虑到，俄国的普通民众对医学和西药普遍地怀有不信任的情绪。确实，普通民众即使身患重病，也宁可一连几年去找巫医或服用自家的民间草药（草药是绝不可轻视的），而不去就医或住院。这里有一个与医学无关的非常重要的情况，即：老百姓普遍地不信任一切带有官方行政印记的东西；然而除此之外，老百姓还由于各种可怕的事故和传说而对军医院产生了恐惧和偏见，这些传说往往是荒诞无稽的，但有时也并非空穴来风。不过，老百姓所害怕的主要是军医院的德国式的制度，卧病期间周围的那些陌生人，伙食方面的严格规定，关于医士和医生们又固执又冷酷以及切割和解剖尸体等等的故事。此外，民众议论说，治病的都是老爷，因为医生们毕竟也是老爷啊。但是在对医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以后，这些恐惧很快地就消失了（尽管也有例外，但多数是这样），在我看来，这直接与我们的医生、主要是青年医生的品行有关。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能博得民众的尊敬甚至爱戴。至少我所写的是我在很多地方屡见不鲜和亲身感受到的，而且我没有理由认为，在其他地方会有太多的不同。当然，在某些角落有受贿的医生，靠自己的医院捞取私利，几乎忽视病人，甚至把医生的职责置诸脑后。这种情况还是有的；但我说的是大多数，或者不如说，是目前在我们当代医学中所体现的一种精神、一种潮流。那些放弃自己职责的人，那些羊群中的狼，不管提出什么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无论怎样自我辩解，比如归咎于环境，说环境也腐蚀了他们，他们都总是错的，特别是因此而泯灭了仁爱之心的话。仁爱、和蔼可亲、对病人的兄弟般的同情，有时比任何药物都更有益于病人。我们不该再冷漠地抱怨环境了，说什么是环境腐蚀了我们。姑且假定，诚然，我们的很多方面受到了环境的腐蚀，但绝非全部，有的狡猾而世故的骗子往往巧妙地以环境的影响来掩饰和辩护自己的弱点乃至卑劣，特别是那些能言善辩、出口成章的骗子。不过我又离题了；我只是想说，普通民众的不信任和敌视更多的是针对医院的行政部门，而不是针对医生。了解了医生实际上是怎样的人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抛弃自己的很多偏见。我国医院的其他情况至今还有很多方面不能适应民众的需要，其制度至今还与民众的习惯不能相容，因而不能充分博得民众的信赖和尊敬。至少我是根据自己的某些切身的观感而有了这样的看法。
我们的住院医生通常在每个病人的面前都停下来，非常仔细而认真地检查、问诊、规定药物和剂量。有时他自己也发觉，病人什么病也没有；但由于囚犯来这里是要避开劳役而休息一下，或者是想睡在床垫而不是光铺板上，而且毕竟是在暖和的房间里，而不是在潮湿的警卫室，那里拥挤着一群苍白瘦弱的受审人（在我们全罗斯，受审人几乎都是苍白而瘦弱的——这是一个迹象，说明他们的伙食和心情总是比已判决的犯人更恶劣），于是我们的住院医生便泰然自若地登记为什么卡他性寒热病，让他留下来，有时甚至让他躺上一个星期。大家都把所谓的卡他性寒热病引为笑柄。大家很清楚，这是按照医生和病人双方的某种默契而采取的一种公式，表示这是在装病；囚犯们自己把卡他性寒热病翻译成“备用性剧痛症”。有时病人会滥用医生的好意，不赶他出院他就不走，继续躺着。这时应该看看我们的住院医生的表现了：他似乎有些胆怯，似乎不好意思直接对病人说，他的病快好了，还是主动要求出院吧，尽管他完全有权在病历中写上痊愈二字，干脆叫他出院，以免多费口舌、好言相劝。他先是暗示，然后似乎在恳求他：“我说，该出院了吧？你的病差不多已经好了，病房里很挤的，”等等，等等。直至病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终于主动要求出院。主任医师虽然也是一位仁慈而正直的人（病员们也很爱戴他），但是比住院医生要严格、果断得多，有时甚至严格得近乎冷酷，我们却因此而特别尊敬他。他在住院医生来过之后，在军医院的全体医生的簇拥下来了，也逐一检查每一个病人，主要是驻足于重病患者身边，总是会对他们讲些善意的、鼓励的、甚至往往是知心的话语，始终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对患有备用性剧痛症的人也从不排斥，也不把他们赶回去；但如果病人自己太执拗，那就干脆叫他出院：“怎么样啊，老弟，你也躺够了，休息过了，走吧，该知足了。”执拗的人通常或者是怕干活的懒汉，尤其是在夏天很忙的时候，或者是预料要受到惩罚的受审人。记得，对一个这样的人曾采取特别严厉甚至残酷的措施，促使他出院。他是因眼疾住院的：两眼发红，患者抱怨有强烈的刺痛感。用斑蝥粉、贴水蛭、向眼睛喷洒一种有刺激性的药水等办法为他医治，但眼疾总也没有减轻，眼睛还是发红。渐渐地医生们都猜到了，他是在装病：老是有一点炎症，却并不恶化，也治不好，总是老样子，这种情况是令人生疑的。囚犯们早已知道，他是在装假骗人，尽管他本人不肯承认。这是个年轻人，甚至还很漂亮，可就是使大伙儿产生了不愉快的印象：他内向，多疑，面色阴沉，和谁也不说话，皱着眉头瞅人，躲着大伙儿，好像在怀疑所有的人。我记得，有些人甚至觉得，他是不是会干出什么蠢事啊。他是一名士兵，有严重的盗窃行为，被人揭发。于是被判处一千棒，被送进囚犯连。为了推迟受刑的时间，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有些受审人不惜采取反常的行动：在受刑的前夜拿刀子捅了某个管理人员或自己的一个囚犯兄弟，于是重新受审，从而把惩罚再延后两个多月，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至于两个月后他要受到两倍、三倍的严惩，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只要现在能把可怕的时刻哪怕只推迟几天，以后怎样就随它去了——这些不幸的人们有时竟会沮丧至此。我们有些人已经在窃窃私议，表示要提防他，说不定他会黑夜行凶。不过只是说说而已，甚至床位与他相邻的那些人也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预防措施。然而人们看见，他在夜晚用抹墙的石灰浆和别的什么东西擦眼，使眼睛在黎明前又开始发红。最后主任医生威胁他要使用埋线引流疗法。这顽固的眼疾已迁延日久，而且一切医治方法都试验过了，为了挽救视力，医生们决定采取一种剧烈而痛苦的疗法：给病人埋线引流，像对马一样。可是这个可怜的家伙仍然不承认没病。他的性格多么顽强啊，或毋宁说他是太怯懦了：要知道，埋线引流虽然不像棒刑那样，但也是非常疼痛的。要用手抓拢病人脖子后面的皮肤，尽可能抓紧，再拿刀子把抓住的肌肉完全刺穿，从而在整个后脑勺上形成一道又宽又长的伤口，然后把几乎有一指宽的麻布带子穿到伤口里；以后每天在一定的时候扯动伤口里的那条带子，仿佛又一次把伤口切开，使它老是化脓而不能愈合。这个可怜的人受尽了可怕的折磨，还是一连几天顽强地忍受着这种酷刑，最后才愿意出院。眼睛一天后就痊愈了。等到脖子上的伤口愈合，他立即回到军营的禁闭室，第二天还要出去挨那一千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