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两句话，以免忘了：公爵还住在原来的公馆里，但是几乎把它全占了；女房东斯托尔别耶娃只来住了一个月，就又到什么地方去了。
二
他们俩在谈论贵族。我要指出，尽管公爵表面似乎很进步，但是一提到贵族，有时候就使他十分激动，我甚至怀疑，他生活中的坏作风均来自和源于这一观念：他很看重自己的公爵头衔，但又一贫如洗，因此他毕生都在摆空架子、挥金如土和债台高筑。韦尔西洛夫有好几次暗示他，公爵这个身份并不是这样的，想给他心里灌输一些更高尚的思想；但是末了，公爵却似乎生气了，以为人家在教训他。看得出来，这天上午也出现了某种类似的情况，但是我没赶上开头。韦尔西洛夫的话，起初我觉得有点保守，但是后来他纠正了。
“‘荣誉’这词意味着责任，”他说（我只是凭记忆转述他说的大意）。“当一个国家被占首要地位的阶层统治的时候，那它的江山就是巩固的。占首要地位的阶层永远有自己的荣誉观和自己的荣誉信仰，这种信仰也可能不对，但它几乎永远是一种钮带，能使我国长治久安；在精神上有益，但在政治上更有益。但是奴隶们，也就是所有不属于这一阶层的人，却在受苦。为了不使他们受苦——就必须实行权利平等。在我国，就是这么做的，这很好。但是根据所有的试验，各国至今（也就是在欧洲），由于实行权利平等，也就产生了荣誉感的降低，因而也就出现了责任感的降低。自私自利代替了原先团结一致的观念，于是一切都分崩离析，成了个人的自由。被解放的人，一旦没有了团结一致的观念，到头来也就失去了任何崇高的钮带，甚至连自己已经取得的自由也不再去捍卫。但是俄国类型的贵族，素来不像欧洲类型的。我国的贵族即使失去了权利，现在也能继续成为最高的阶层，成为荣誉、光明、科学和崇高思想的捍卫者，主要是他们不会自我封闭，变成一个单独的种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贵族这个观念也就死了。相反，进入这一阶层的大门，在我国，还在很久以前就已敞开；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敞开的时候了。但愿在荣誉、科学和英勇地舍己为人上建立的任何功勋，都能给予我们任何人以跻身于上等人的权利。这样一来，这一阶层自然而然地变成仅仅是优秀人物的俱乐部，而这是指货真价实的、真正意义上的优秀人物，而不是指过去意义上的那种享有特权的种姓。正是在这个新的，或者毋宁说是在这个革古鼎新的形态中，这一阶层才能站稳脚跟。”
公爵龇牙咧嘴地答道：
“那还叫什么贵族？您设计的是共济会的某个分会，而不是贵族。”
我再说一遍。公爵非常不学无术。我虽然并不完全同意韦尔西洛夫的观点，也被他气得在沙发上翻了个身。韦尔西洛夫十分清楚公爵又在龇牙咧嘴了：
“我不知道您说的共济会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回答，“然而，如果甚至俄国的公爵都不接受这样的观点的话，那，不用说，实行这一思想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荣誉和启蒙的观点，在召唤着每个想加入这个不是封闭的和不断革新的阶层的人，——但是要普遍实行这一思想，当然是乌托邦，但是为什么就不能实现呢？即使这一思想仅仅存在于不多几个人的脑海中，那也说明它没有死，而是在发光，就像沉沉黑夜中的一粒星星之火。”
“您喜欢使用这样的说法：‘崇高的思想’，‘伟大的思想’，‘团结一致的思想’等等，我倒想知道，您说‘伟大的思想’时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您的这一问题，我的亲爱的公爵，”韦尔西洛夫微妙地微微一笑。“如果我向您承认，我也回答不出来倒更确切些。伟大的思想，多半是一种感情，它有时候，非常多的时候，长久地处在一种没有定义的状态。我只知道，它往往是活的生活的源泉，也就是说，这生活不是理性的，不是杜撰出来的，而是相反，不是无聊的，而是快乐的；因此它由此而产生的崇高思想，也是绝对必需的，不用说，这也使大家感到很遗憾。”
“为什么遗憾呢？”
“因为有思想的人活着很无聊，而没有思想的人却永远很快活。”
公爵只好咽下这颗苦药丸。
“照您看来，这活的生活又指什么呢？”（他显然冒火了。）
“我也不知道，公爵；我只知道，这想必是某种非常简单的、最普通不过和一睁眼就能看到的，天天看到、时时看到，简单到我们怎么也没法相信它居然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因此我们好几千年来匆匆走过，既没有发现它，也没有认出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