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上坎”，乃是城市形成之前早已存在的地貌。A市的原点只 不过是一个小渔村。渔民们建立家园，自然不会选择远离江边的高丘之 处，所以A市的中心区也便形成于平地。后来，一批批有钱的外国人 接踵而至，那高丘之处随即出现了由他们所建的洋楼及欧式住宅。再 后来，从高处至低处，出现了一条条纵向的马路和街道，坡陡的高处曰 “冈”，坡缓的高处曰“坎”。到了那一年，全市至少有二三十条坡度较缓 的长长短短的马路和街道，住在坡下的人家，大抵习惯将住在坡上的人 家说成是“上坎”人家。
郑娟家并不住在“上坎”。“上坎”自有其横向的街道，两旁多为有 门前小院和进门台阶的俄式房屋，或砖砌的或“板夹泥”的，都已老旧，小 院不再是美观的栅栏围成的。当年规格一致的木条被树皮、树枝、铁丝 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取代了，台阶也大抵破损塌陷，却仍能使人联想到 它们当年的好看。如同曾经的美人，虽已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一眼就 能看出当年准是美人胎。它们的主人也不再是流亡的老俄国人，他们一 批批被遣送回苏联去了。新主人们以A市的中小知识分子和中小干部 为主——老资历的中学教师、新政权任命的校长、报社出版社的老编辑、 医生、区里的科长、派出所所长、国企小厂的厂长等。有些住房是分配 给他们的，属于公房，有些则是他们在老俄国人不得不走时买下的。买 下的多是知识分子人家，当初价格便宜得很，几乎等于白给。但再便宜，那 也是一般老百姓望洋兴叹之事。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大学教授们，大 医院的院长、名医们，处级及处级以上干部们，他们很少有住在共乐区 的那样一些“上坎”街道的，而是住在市中心区更理想的街道更理想的 住宅里。
郑娟家住在那一处“上坎”坡下百米左右的地方。那地方的坡路右 边，斜刺里产生了一条胡同，曲里拐弯的，约一里半长。那种胡同，不 能与北京的胡同以及南方城市的弄堂相提并论。后一类胡同，不论多么 窄，两旁的房子都是砖或木结构的。郑娟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根本没有砖 房,也当然不会有南方才有的木结构房 一约一里半长的胡同两旁，挨 得非常紧密的土坯房几乎连成了两道黄泥墙，家与家户与户的分离，完 全由那种黄泥墙上开出的低矮而朽残的门来显出。那条胡同的家家户户 也曾有过门牌号，二十多年过去了，再就没更新过。若使每户人家都有 门牌号，将是一件特麻烦的事。曾有过的门牌号所剩无几，要发现一个 得在最佳距离用望远镜慢慢寻找。
“上坎”是由黄土层形成的。黄土是脱坯的理想土质，脱坯盖房子 是最省钱的方法。穷人缺的是钱，有的是力气。先后几批穷人，不约而 同地相中了那地方。他们就地取土、脱坯，于是一户又一户穷人们的家 便在那地方接连出现了。穷人之所以为穷人，除了穷，还表现于他们对 人生并无所谓长远考虑，基本上都是过一天算一天的活法。对于家，用 他们的话说是“住处”，也断不会有多高的想法。他们当初经历战乱、逃 荒而驻足于城市，主要是为了寻条活路。对于“住处”，所持往往是暂时 能住就行的态度。设身处地站在他们当年的角度想一想，不持那么一种 态度又能怎样呢？像周秉昆的父亲那样的农民，在他们中少之又少。何 况周家在农村时是较富裕的中农，他父亲闯关东时是带了十几块大洋 的。既是暂时的住处，那些仓促而建的土坯房就都很小，也很矮。添丁 增口了，孩子长大了，实在住不开了，只得又脱坯，加盖一间半间的。四 周空地少了，便只能见缝插针马马虎虎地盖成，于是家家户户连成一 体，再无空地了。所留的走路的地方，越来越窄，有的地方窄到仅一米 多宽。
直至“上坎”的一些人家联名抗议，街道委员会贴出了布告，胡同 里的人家就地取土脱坯的现象才算终止。因为已将“上坎”的斜坡铲出 了十几米高的黄土绝壁，继续下去，“上坎”的某些房屋必定坍塌。“才算 终止”并不等于彻底终止了，即使胡同里的人家不再加盖屋子了，每年 总还要抹抹墙吧？那就还是要从“绝壁”上往下铲土的。街道干部们解 决不了他们抹抹墙的实际问题，通常睁只眼闭只眼。而“上坎”人家与 胡同里的人家，争吵不断，有几家早已互相视为仇敌了。总而言之，与 那条胡同的人家相比，住在光字片的人家，反而应该备感幸福，知足常 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