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三线”建筑工人周志刚相比，儿女们的人生有着较多变数。周 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即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 代建筑工人。他儿女们的人生，则一变再变。这是因为中国已经进入了 无法继续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时代，时代之变需要人的改变。
在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六年这十年间，物质的中国变化有限，而人 的变化却近于戏剧。
“改革开放”四个汉字的组合特阳光，特少年，具有精神抖擞、意气
风发、继往开来的生动性和形象感。可以说，“改革开放”四个汉字在语 言学上体现了很高的智慧和艺术——关键是，它是方方面面都可以接受
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却不是从“文*” 一结束就开始的，也根本不可能 那样。首先需要在理论上清楚，原来一批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几乎
都是大大小小的权威，他们坚持所谓的正统理论。改革者首先要与他们 争论，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还会被逼得进退两难。改革者之间
也有争论：步子快了慢了，胆子小了大了，先改这些方面或那些方面，改 到何种程度为宜，都会产生分歧。科技、教育、文化艺术界的人士或被
动或主动搅入其中，推波助澜，摇旗呐喊，让局面更加复杂。有一部外 国小说《喧嚣与骚动》的书名，基本可以概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
然而，A市十年里并没有太大变化。它在等着更明确的指示和引
导。只有两件事可以称之为大动作：一是随着知青们大批返城，曾经的 兵团体制寿终正寝，又改回农场体制了 3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曾经
赫赫有名的一些军工企业改成了生产民用产品的企业，谓之“军转民”。确 切地说，这既不是A市的大动作，也不是省里的大动作，而是中央的大
动作，但对许多A市人的影响特别大。第一件事让曾是兵团战士的返 城知青们较失落，如同出家人还俗后那修行过的庙被拆了，心里不是滋
味。第二件事让一些曾经造枪炮坦克的军工企业找不到北，不晓得接下 来该造什么。国家限期要求他们自己到市场上去找饭吃，这就影响到了
职工们的工资。他们曾是工人阶级中特牛的工人，一下子牛不起来了，于 是骂娘。
共乐区十年里没什么变化。有人数过，也就出现了四五幢新楼而 已，最高六层，很普通的红砖红瓦一红到底的路边新楼。
光字片更脏更有碍观瞻了。这个区家家户户的返城知青重新回到城
市的怀抱时，年龄都已二十七八、三十一二岁了，有的还是拖家带口回 来的。原先的家住不下，只得在前门后院见缝插针地接着盖——放眼望
去,违章建筑比比皆是。所建所筑很难说得上是房屋，说是“窝”或“巢 穴”更恰当，土路街道因而街不像街道不像道了。夏天雨后或春天冰雪
融化的季节，泥泞陷掉人的鞋子是司空见惯的事。
一九八六年，周秉昆的父亲周志刚六十六岁了。
他四年前退休，落叶归根，终于又回到光字片了。领导们对他这位
“大三线”的老建筑工人始终厚爱，有意让他的工龄延长了两年，这样他 的工龄就可以达到某一杠杠，每月能多领八九元工资。他对此心存很大
的感激——尽管受到格外关照，每月也只不过五十二元退休工资。在当 年，那是不低的退休金，他也是光字片退休工资最高的人，比许多在职
人员的工资还高，很被人羡慕。
在以往二十余年里，他的人生以光字片那个家为端点，向中国那些 偏远的、经济落后、崇山峻岭甚多的省份“发射”，他一直游弋于那些省 份之间一一A市如同他的地球，光字片是他的发射台。现在,这一颗“老 卫星”耗尽了能量，被收藏在光字片，仅有标志意义了。
常常有人问他这个走南闯北过的人，哪个省份留给他的印象最好。
他总说都差不多，再好也好不到哪儿去。
他对A市表现岀了别人难以理解的深情。退休后的头一个月里，他 整天骑辆旧自行车到处逛,把全市的边边角角以及四周郊区都逛遍了。他 逛得特过瘾，体会却只是一句话：“哪儿都没变，哪儿都熟悉。”
他对更加脏乱差的光字片一点儿也不嫌弃，因为见过太多比光字片 还要脏乱差的情形。同样的情形，是当年许多农村和城市的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