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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正因身处宋代，女性们不堪的身份境遇获得了更多可转变的契机。与往朝往代规定乐伎须严格服务于官、宫、营等对象不同，宋代乐伎的来源与服务对象具有明显民间化倾向。因而宋引章才有可能凭借过人才情进入教坊司，在贱籍困境中寻找人生破局的可能。作为彼时的国际性大都市，宋代商业风气开放，不仅女性经商常见，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茶文化更是让宋朝街头茶坊林立，这也正是剧中以经营茶坊起家的赵盼儿最终能携手伙伴经由商业成功实现自身价值的现实根基。宋代女性在婚姻上拥有相对自由的选择权，“不单单是男人择媳，宋代择婿比择媳更受重视……宋代史料显示，女性在择婿中比较主动选择良士。”[1]因此，孙三娘被休婚后仍能自由择婿、把握婚姻、获得幸福，能以“出嫁随父母，再嫁由己身”之言坚定反驳顽子傅子方的那一句：“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千百年来，古人对商之轻视始终存在，更不必说对女子从商持以偏见。自第11集开始，当赵盼儿、宋引章、孙三娘从钱塘前往东京并决定合作开设茶坊时，《梦华录》随叙事空间转换而开启了女性从重情爱到谋独立的主题新章。从最初因茶坊选址不当遭宾客冷遇，到生意兴隆之际又遭茶汤巷各路掌柜刁难，再到转而经营酒楼却要面对酒行禁止女性主营的成规……剧作为三位女性设置了一系列从商困境，也在她们破解困境的过程中铺展出“以宋之名”的都市气象，塑造了“以她之名”的女性力量，抒写了“以人为本”的普世情感。 （二）以她之名：生成性的自我超越《梦华录》采用的是男女主双线并行叙事模式，但并不影响该剧对女性及女性群体主体价值的着力展现。面对上述种种既成的、先在的、被动的情感困境、身份困境、商业困境，三位女性不回避也不妥协，而是一次次以独立自强的品格、细腻果敢的智策、自由驰骋的才情，完成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对自身权益的维护、对自我价值的发掘、对现实境遇的超越和自我境界的提升。 不同于开篇便自力更生的赵盼儿和孙三娘，观众目睹急于摆脱乐籍束缚的宋引章从依赖男性权力到走向独立自强的超越性变化。初到东京之际，宋引章仍然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贱籍身份之苦，在行首张好好的鼓励引导下，她开始建立自信，并立志凭借过人乐艺赢得尊严。其后，她主动提出与赵盼儿、孙三娘一起开设酒楼，打算长久安身立命于东京。尤为令人欣悦的是，当官家与皇后同心携手、赵盼儿和顾千帆修成正果、孙三娘和杜长风喜结鸳盟之际，宋引章却已经跳脱出个人情爱，亦不再为身份所扰。她手持刻有“风骨”二字的琵琶，独自为宾客倾心演奏，从容而优雅，自信亦自如，实现了对独立自强品格的完美注解。 “以她之名”的独立自强绝非孤立自许，而是基于自我又超越自我、关怀个体也关照她人，以期达成真正的女性群体之“大她”的独立自强。“她”既是施救者也是被救者，独立自救也力救她人。剧中的赵盼儿，就曾勇救溺水的孙三娘、智救身陷囹圄的宋引章、善救无家可归的葛招娣、险救陷入朝局纷争的刘婉。精通音律的宋引章则以一己之力找到了定罪欧阳旭的力证。皇后刘婉也借贺寿之名让赵盼儿得以免受杖刑。剧终之时，宋引章为众请命，力谏登闻鼓院免去凡越级诉讼者皆要经受的杖刑，赵盼儿以“大她”之名，吁求世人不再受贱籍之苦。心怀众人的胸襟、替世间百姓请命的情怀，昭示出她们对自我的超越、对人生境界的升华。 面对羁绊重重的商场之争，三位女性亦凭借细腻果敢的智策、倚重自由驰骋的才情得以实现经济独立，赓续独立自强的品格。当半遮面茶坊陷入宾客寥寥的窘境时，赵盼儿深思细谋，以一系列别出心裁的揽客之道例如为茶坊改名、楼上楼下分流宾客、一日可闻琵琶三曲、请文人雅客品鉴名家墨宝等等，再度将茶坊带得风生水起；当茶饮遭人投毒诬陷时，赵盼儿敏而觉察、巧化风波；面对茶汤巷掌柜联合闹事，赵盼儿据理力争、从容斗茶；为求菜品创意求新，孙三娘精心设计、用心料理好每一道美食；为演绎新词曲，宋引章倾尽琴艺、以乐引人……赵盼儿巧夺天工的茶艺、孙三娘以美食俘人心的厨艺、宋引章出尘而忘我的乐艺，剧中三位女性，或以智慧寻生存、谋出路，或以才情求独立、当自强。面对种种困境，或迂回智取、或果敢直取、或从头再取，最终以“大她”之力实现一次次忠于自我的超越，由境遇抵达境界，完成了一次有温度、有力度、有气度的女性书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