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陀福卡村以前是一个女地主的领地。这个女地主凶悍泼辣，被当地的农民取了个外号“奸婆子”。这个名字一叫开，她本来的名字反而没人记得了。克罗陀福卡是个很小的村庄，位于一座荒山的半山腰，现在的领主是比特堡的一个德国人。村庄所在的山也是座小山，山中有条深沟，是被从上往下流的水猛烈冲刷而成的。这条沟不是河——它比河深多了，架不了桥，像个大张着嘴的深潭，把小山从山头劈到山脚，连带把村庄和村里的马路也劈成了两半。深沟两边是两条砂土坡，沿坡种了两行枯瘦的爆竹柳，寥寥几棵，露着怯；沟是干的，底部有一些土黄色石板，是粘土变硬以后结成的。这样的景致真算不上赏心悦目，但附近的农民却喜欢来这里——这是通往克罗陀福卡的路。
山沟裂缝靠近山头的那一端有一个小木屋，距离裂缝的顶端没几步。木屋四四方方，独自立着，没有邻居。木屋屋顶有个烟囱，顶棚是用麦秸铺成的；墙壁上开着一扇窗，正对山沟，冬季的晚上，木屋一开灯，这扇窗户就像一只张开的眼睛，在迷蒙的雾气中一闪一闪的，给路过的农民指明方向。木屋门楣上有一块蓝色牌子——原来这是一家小酒馆，因为常有人来这儿娱乐歇息，所以被叫做“颐和居”。这家酒馆总是顾客盈门，不是因为酒价比其他的酒馆便宜，而是因为酒馆的老板尼可拉·伊凡内基。
尼可拉·伊凡内基年轻的时候个子高高的，身体健壮有力，红脸颊卷头发，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但现在，他在克罗陀福卡村已经待了二十多年，身材早走了样，头发也花白了；二十年来积蓄的脂肪长上了脸，原本温和的眼睛里有了狡诈的光，光秃的脑门上也布满了皱纹。在很多方面，他和其他的酒馆老板没什么区别，比如脑子快，有心眼。但和很多老板不同的是，他个性淡泊，从来不讨好别人，也不怎么会说话。然而客人们还是愿意来他的柜台前坐着，因为他个性亲和，虽然有时候有些过于犀利，但对于地主、农民和商人们的生活都很了解，经常给身处困境的人提一些好建议，让客人们一坐在他面前就身心舒畅。尼可拉·伊凡内基虽然看问题总能一针见血，但接人待物仍然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不肯把麻烦牵引到自己身上，因此只肯对自己喜欢的客人做些提点和暗示，还是以不经意的方式，让他们认清楚是非，妥善处理好自己的事。尼可拉·伊凡内基擅长很多事，几乎所有俄国人重视的东西——比如牲畜林木、砖瓦器具、毛皮布革，甚至歌舞等——他都是个行家。店里不忙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两条细腿盘起来，在门前地上坐成个麻袋的形状，向所有往来的路人致意，聊些闲话。尼可拉·伊凡内基曾经亲眼看着几十个小贵族一个接一个地离世，这些人全是他的老主顾；周围一百俄里发生的所有事，就算警察局长也未必能发现、不起疑心的，他全部心知肚明——是的，心知肚明，但他从不说出来。他话不多，从不自夸也从不吹嘘，别人和他说话的时候，他总是笑着摆弄他的酒杯，就算这样，他也还是这一带举足轻重的人物，不止平民百姓对他满怀崇敬，就连县里最大的地主和高级文官谢列皮坚可，路过他家的时候，也要放低姿态和他打招呼。他有个朋友的马被一个颇有名号的盗马贼偷走了，是他让这个贼把马原封不动送回来的；附近有个村子换了新主管，村民们不肯接受，是他说服了村里的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但千万别因为他做过这样的事，就以为他真的有副侠义心肠。不是的，他只是不想自己生活的地方发生什么麻烦事，惊扰了自己的平静。尼可拉·伊凡内基早就结婚生子了。他的妻子是个小市民，办事机灵，手脚利落——那些沾点酒就发酒疯的人看见她都打怵，他们不讨她喜欢，因为喝不了多少酒还搅扰她的清净——她喜欢那些压着心事，不说话只喝酒的人。她替她的丈夫把持着家政和财务，还为他生了几个孩子：最早生下来的几个没长大就死了，活下来的这几个都还小，是些娃娃，长得和父母很像。这几个孩子仰着红扑扑的脸，让人一看见就心情舒畅。
七月，空气如火，燥热难耐，我带着狗，一步一挪，沿着克罗陀福卡山沟往上爬。高悬的太阳疯了一样地蒸烤着大地，地面上空气干燥，尘土飞扬。刺眼的阳光下，乌鸦和白嘴鸦的羽毛看上去更光亮了，它们嘴巴大张，一脸愁苦地看着来来往往的路人，好像在等着哪个人和它们产生共鸣。麻雀没有一脸苦相，它们大张着翅膀，一会儿飞到篱笆墙上打闹，一会儿“呼啦啦”地全部腾空而起，飞过满是灰尘的路面，飞到绿得正浓的大麻地上，乌云一样在低空徘徊，叫得比什么时候都欢畅。我渴得快受不了了，但附近根本找不到水喝——最近的克罗陀福卡村和远处的其他村庄一样，没有泉水和井水，只有池水——啊，把池塘里的浑水喝到嘴里，让人一想就作呕——我还不如去尼可拉·伊凡内基店里要杯啤酒或者克瓦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