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语类·卷七十四·易十(4)

　　问：“‘易则易知’，先作乐易看，今又作容易，如何？”曰：“未到乐易处。”砺曰：“容易，如何便易知？”曰：“不须得理会‘易知’，且理会得‘易’字了，下面自然如破竹。”又曰：“这处便无言可解说，只是易。”又曰：“只怕不健，若健则自易，易则是易知。这如龙兴而云从，虎啸而风生相似。”又曰：“这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初不费气力。”又曰：“简便如顺道理而行，却有商量。”
　　“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惟易则人自亲之，简则人自从之。盖艰阻则自是人不亲，繁碎则自是人不从。人既亲附，则自然可以久长；人既顺从，则所为之事自然广大。若其中险深不可测，则谁亲之？做事不繁碎，人所易从；有人从之，功便可成。若是头项多，做得事来艰难底，必无人从之。□。
　　只为“易知、易从”，故“可亲、可久”。如人不可测度者，自是难亲，亦岂能久？烦碎者自是难从，何缘得有功也？谟。
　　“易系，解‘易知、易从’云知则同心，从则协力，一于内故可久，兼于外故可大，如何？”曰：“既易知，则人皆可以同心；既易从，则人皆可以协力。‘一于内’者，谓可久是贤人之德，德则得于己者；‘兼于外’者，谓可大是贤人之业，事业则见于外者故尔。”谟。
　　萧兄问“德、业”。曰：“德者，得也，得之于心谓之德。如得这个孝，则为孝之德业，是做得成头绪，有次第了。不然，泛泛做，只是俗事，更无可守。”盖卿。
　　德是得之于心，业是事之有头绪次第者。方子。
　　黄子功问：“何以不言圣人之德业，而言‘贤人之德业’？”曰：“未消理会这个得。若恁地理会，亦只是理会得一段文字。”良久，乃曰：“干坤只是一个健顺之理，人之性无不具此。‘虽千万人，吾往矣’，便是健。‘虽褐宽博，吾不惴焉’，便是顺。如刚果奋发，谦逊退让亦是。所以君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刚强，健之理如此。至于‘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非是巽懦，顺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当；施之不当，便不是干、坤之理。且如孝子事亲，须是下气怡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须是立朝正色，犯颜敢谏；若用顺，便是阿谀顺旨。中庸说‘君子而时中’，时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文蔚曰：“通书云：‘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此一句说得亦好。”先生点头曰：“古人自是说得好了，后人说出来又好。”徐子融曰：“上蔡尝云：‘一部论语，只是如此看。’今听先生所论，一部周易，亦只消如此看。”先生默然。文蔚。
　　“‘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杨氏‘可而已’之说亦善。”又问：“不言圣人，是未及圣人事否？”曰：“‘成位乎其中’，便是说抵着圣人。张子所谓‘尽人道，并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则尽人道，非圣人不能。程子之说不可晓。”按：杨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故为贤人之德、业。”本义谓：“法干坤之事，贤于人之‘贤’。”□。
　　“易简理得”，只是净净洁洁，无许多劳扰委曲。端蒙。
　　伯丰问：“‘成位乎其中’，程子张子二说孰是？”曰：“此只是说圣人。程子说不可晓。”□。
　　△右第一章
　　“圣人设卦观象”至“生变化”三句，是题目，下面是解说这个。吉凶悔吝，自大说去小处；变化刚柔，自小说去大处。吉凶悔吝说人事变化，刚柔说卦画。从刚柔而为变化，又自变化而为刚柔。所以下个“变化之极”者，未到极处时，未成这个物事。变似那一物变时，从萌芽变来，成枝成叶。化时，是那消化了底意思。渊。
　　“刚柔相推”，是说阴阳二气相推；“八卦相荡”，是说奇耦杂而为八卦。在天则“刚柔相推”，在易则“八卦相荡”。然皆自易言。一说则“刚柔相推”而成八卦，“八卦相荡”而成六十四卦。□。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忧虞之象；变化者，进退之象；刚柔者，昼夜之象。”四句皆互换往来，乍读似不贯穿。细看来，不胜其密。吉凶与悔吝相贯，悔自凶而趋吉，吝自吉而趋凶；进退与昼夜相贯，进自柔而趋乎刚，退自刚而趋乎柔。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