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儿是对的，”伊凡·马特维伊奇斩钉截铁地说，平常他跟我谈话时也是这样很不客气，“我喜欢一个人讲求实际，就看不上优柔寡断的脓包。不过，我得承认，你关于出差的主意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从科学和伦理的角度，我确实可以提供很多材料。但是，现在出现的是崭新的、出人意外的情况，已无需单为薪水操心。注意听着。你坐下了吗？”
“没有，站着哪。”
“随便坐吧，坐在地板上也行。注意听着。”
我怒火满腔，没好气地抓过一把椅子，“咚”的一声放在地板上。
“听着！”他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今天来了大批大批的观众，傍晚时挤得水泄不通，警察也跑来维持秩序。到了八点钟，就是说比平常早些的时候，主人觉得必须关门闭馆，好数数钱已赚了多少，也便于准备一下明天的展出。我知道，明天一定会门庭若市。因此可以断言，京城的专家学者、贵妇名媛、外国使节、法官律师等都会纷纷前来参观。此外，人们会从我们好奇的庞大帝国的各个省份拥向这里。结果呢——我会受到人们的注目，虽然谁也看不见我，我却能成为头号风云人物。我要开导开导这群游手好闲的家伙。我自己得了教训，准备现身说法，树立一个气度恢弘、乐天知命的榜样！可以说，我将成为开导人类的布道讲坛。我住在这头怪物的肚子里，能提供与它有关的各种博物学资料，仅就这些资料而言，就已经十分难能可贵。因而对于不久前发生的这次事件，我不仅没有怨言，而且满怀希望能由此博得一个无比辉煌的前程。”
“您不感到厌烦吗？”我挖苦他道。
最叫我恼火的是，他说话时用词狂妄自大——简直是不可一世。然而，他的这些表现又使我感到迷惑不解。“这个轻浮浅薄的傻瓜有什么，有什么可以趾高气扬的呢！”我咬牙切齿地自言自语道，“真不该趾高气扬，应当痛哭流涕才是。”
“不对！”他对我的指责提出了尖锐反驳，“因为我一向胸怀大志，只是目前才有暇思索一下改善整个人类命运的问题。现在，从鳄鱼的肚子里即将涌现出真理和光明。我肯定能独树一帜，发明一种有关新经济关系的崭新理论，并为此感到自豪——这是我由于公务繁忙和耽于世俗的无聊消遣一直未能办成的事。我必将驳倒一切理论，成为新的傅立叶。顺便问一声，你把七个卢布还给季莫菲·谢苗内奇了吗？”
“用我的钱还的。”我回答说，尽量在语气中强调出解囊相助的是我。
“我们以后再算账，”他傲慢地回答道，“我正等着给我提薪呢，这事十拿九稳，因为不给我提薪还能给谁提呢？现在我能带来说不完的好处。还是谈正事吧。我的妻子怎么样？”
“你大概是问叶莲娜·伊万诺芙娜吧？”
“妻子怎么样？！”这一次他简直是在尖声嚎叫。
真是没法办！我只好顺从地，然而又气得咬牙切齿地讲了一遍，提到我怎样把叶莲娜·伊万诺芙娜留在家里了。他甚至不肯听完我的话。
“我对她另有安排，”他急不可待地讲了起来，“既然我在这里出了名，我就要让她在那里也出名，那些学者、诗人、哲学家、外来的矿物学家、达官显宦，早晨和我谈过话，晚上就会拜访她的沙龙。从下星期起，她每天晚上应当开放沙龙接待来宾。我有成倍增加的薪水，可以从中拨出接待费，由于接待应当只限于供应茶水和雇用仆人，所以事情一办就妥。人们在这里和她那里都会对我纷纷议论。我早就盼望有幸能成为大家的谈论对象，但受到了地位低下和官职卑微的限制，一直没能如愿以偿。现在鳄鱼随随便便地这么一吞，我的目的就全部实现了。人们会认真听取我说的每一个字，反复思考、传诵和在报刊上发表我说的每一句名言。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个什么人！最终他们会明白他们让一个什么样的天才埋没在怪物的肚子里。有的会说：‘这个人可能当过外交大臣并治理过一个王国。’也有的会说：‘这个人治理不了外国的王国。’我哪一点，哪一点不如那个加尼埃·帕热西斯基或是别的什么人哪？……妻子应当与我pendant——我有才，她有貌，又殷勤。有些人会说：‘她漂亮极了，因此才是他的妻子。’另一些人会纠正他们说：‘因为她是他的妻子，所以她才这样漂亮。’为了万无一失，请让叶莲娜·伊万诺芙娜明天买一套安德烈·克拉耶夫斯基主编的百科辞典，这样她就能畅谈各种学问。要让她一定经常阅读《圣彼得堡新闻》上的政治性premier，并且每天和《呼声报》的社论对照比较。我认为，主人会答应偶尔把我和鳄鱼一起带到我妻子的豪华沙龙去。我要待在华丽的客厅中间的槽子里，滔滔不绝地说着从早晨起就琢磨好的俏皮话儿。我要把自己的各种方案透露给政府要员；我要同诗人们讨论韵律；同女士们取乐开心，而且又能行不逾轨——因为对她们的丈夫来说，我不会有丝毫危险。在其他人面前，我要树立一个达观知命、顺天承运的典范。我要让妻子成为文采夺目的才女；我要提携她，向大众推荐她；她既然是我的妻子，就应当具有一切最高贵的品质。如果说人们把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称为俄国的阿弗莱德·德·缪塞有道理，那么把我的妻子称为俄国的叶芙根尼娅·图尔就更加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