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与骚动（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21)

    “你应该跟我说一声的，”他说。“我还以为你会马上回来的呢。”

    “我这颗至牙任何时候都愿意出让，另外还可以倒贴你十块钱，”我说。“咱们原先的协定是中午可以有一小时吃饭时间，”我说。“如果你对我的行为不满意，该怎么办你很清楚。”

    “这我很清楚，也有一阵子了，”他说。“要不是看在你母亲份上。我早就要发作了。她是一位我非常同情的太太，杰生。可惜的是我认识的其他人并不值得我同情。”

    “这种同情你还是留给自己受用吧，”我说。“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会预先通知你的。”

    “你干那种勾当，我给你掩责已经有很久了，杰生，”他说。

    “是吗？”我说，我让他往下说。先听听他要说些什么，然后再堵他的嘴。

    “你那辆汽车是怎么弄来的？我相信我比她知道得更清楚。”

    “你以为你知道，是吗？”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去广为传播，说我是从母亲那里偷来的呢？”

    “我什么也没说，”他说，“我知道你有她委托的代理权。我也知道她仍然以为我这个买卖里有她一千块钱的股本。”

    “好吧，”我说，“既然你知道得这么多，我不妨再给你透露一点：你上银行里去打听打听，十二年来，我每月初一存入一百六十元，是存在谁的名下的。”

    “我什么也没说，”他说，“我只不过希望你以后最好小心些。”

    我也不再说什么了。说了也没用。我早就发现一个人思想僵化以后，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去死死抱住自己的成见不放。当有人自以为有什么逆耳的忠言要奉劝你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他说一声“晚安，再见”。我很庆幸自己没有那种脆弱的良心，否则，就得象看护有病的小狗似的老得哄着这良心了。如果我得象他那样，处处谨慎小心，千万不让自己的小本买卖赢利超过百分之八，那我真还不如死了的好。我琢磨他以为只要超过了百分之八，政府就会拿禁止重利盘剥法来收拾他的。一个人给捆在这样一个小镇上，捆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买卖里，还有什么盼头。哼，要是让我把他的买卖接过来，一年之内，我可以让他下半辈子再也不用干活；不过他又会把钱全都捐给教会什么的。如果说有什么让我最最不能容忍，那就是一个伪善者了。这种人以为凡是他没有完全弄清楚的事里面就有溪跷之处，一有机会他就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责任把这跟他根本无关的亭去告诉第三者。依我说，如果我觉得每逢有人干了一件我不太明白的事我就认为他是一个骗子，那么，至少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从店堂后面他那堆账本里找出一些问题来，这些账本在一般人看来根本不值得为此奔走相告，不值得去告诉我认为应该知道的人，这些人知道的实际情况没准比我知道的还多呢，而且即使他们不知道，那也不关我的屁事。这时候艾尔说，“我的账本是对任何人都公开的。任何有关的人或是自以为在本字号内有权益的女士都可以到后面房间来查阅，我是无比欢迎的。”

    “当然罗，你是不会说的，”我说①，“你还没能说服自己的良心来这样做呢。你仅仅会把她带到后面的账房间去让她自己去发现。你自己是不会说的。”

    “我无意干预你的事务，”他说。“我知道你也象昆丁一样，在某些方面很不得意。不过你母亲命也是够苦的，如果她上这儿来问我你为什么辞职不干，我就只能如实奉告。那倒不是因为那一千块本身。这你是明白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人的实际情况与他的账面不符，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也于不成的。而且我也不想对任何人说谎，不论是为我自己的事还是为别人的事。”

    “那么，”我说，“依我看，比起我来，你的良心是个更得力的伙计罗；它到了中午不用回家去吃饭。不过，可别让你的良心来败坏我的胃口，”我说，因为我的天哪，我怎能把事情办好呢，有那么一个家，有那么一个母亲，她一点不管束凯蒂也不管束任何人，就象那回她恰巧撞见有个小伙子在吻凯蒂，第二天一整天她穿了丧服戴了面纱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连父亲也设法让她说出一句话，她仅仅是一面哭一面说她的小女儿死了，而凯蒂当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