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七——一九一八年 一个小孩和大地上的一个巨人(8)

    早先，她的长子反对学校和工作的斗争开始后不久，毛德·福克纳已注意到他的两肩微微有些弯。她决心教他走路时要象据说他祖父走路那样，昂着头，背直挺。她开始每天给他系上一件帆布背心，以便使他的肩头挺直。他的表姐莎利·穆利觉得一个类似的支架是那么不舒服和限制人，她经常找人给她松松横过她背部的支架。威廉穿上自己的支架，将近两年，却很少吱声。后来，他重新参加竞赛运动——棒球、足球、网球——他肩上的支架妨碍很大。同时，它适合，甚至加强了他关于沉静寡言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他所需要的自我否定、自我惩罚以及自我戏剧化都作了表现。显然苦恼着威廉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处理个头的问题。他的朋友们长大了，他感到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他感到处于更加不利地位时，他试图更加协调一致的内向。他不止一次地实行否定自己，几乎自己的一切都予以否定，不仅是棒球和足球，而且也否定狩猎和跳舞。似乎使作为小个的命运更明显，他开始穿紧身衣，并且限制自己的早餐只吃烤面包和浓咖啡。但是苦恼着他的事情有更甚于个头小者：他出生在一个目击双亲不和的家庭，是感到羞耻和内疚的，对这个问题，他找不到可以接受的回答。

    这个家庭搬到奥克斯福而引起的衰败加深了，大家认为穆里·福克纳不仅是个丧门星而且也是个醉鬼。间或喝的酩酊大醉在福克纳家的男人中是常事，这正如忍受在福克纳家女人中也是司空见惯一样。但穆里失败和愤怒的意识更厉害，他喝酒更多，而他喝酒越多，毛德夫人的抵抗就加强了。她非常讨厌喝酒。有时，特别在穆里大声嚷嚷，骂骂咧咧时，她准知道，他喝得不太多，不致失手打她。总之，他喝酒更多，发脾气时，她就数落他的失败、弱点和罪过，也发起脾气来。另一些福克纳家族的人，包括年轻的上校在内，就在孟菲斯附近的吉里研究所采取“治愈”方法，这是另一个家庭的传统。在既定的模式中，“治愈”方法类似一个短的假期。在毛德夫人的监督下，它成了惩罚和赎罪的一个惯例。她不仅陪着丈夫消假，还带着儿子们作见证。他们走到路上时，父亲戒酒了。威廉和弟弟们与母亲一道在这个研究所提供的设施中等他，经几天治疗后，穆里脸刷白、虚弱感到丢脸，一家子一块儿乘火车回到奥克斯福。

    象大多数孩子一样，威廉在夜晚感到“孤寂和难以名状的悲哀。”他一旦暂时离开父母，就觉得自己永远地失掉了和被丢弃了。但是在去吉里研究所的途中集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几乎肯定地引起了深深的忧虑。在未来的岁月中，他避免提起这些场景，然而却不断地重复这类事。象他父亲一样，他知道了喝威士忌酒和“治愈”方法的大部分情况。和他的父亲不同，他父亲最后还是设法控制喝酒并避免进吉里研究所，而威廉却从不设法停止。尽管有许多次加以节制，有几次持续戒酒，威廉还是继续喝杯中之物。有时，他喝得酩酊大醉是为了庆祝胜利和浇愁——他感到自己“个大些、更聪明、更高”。有时他喝得醉醺醺则是为陷入清晰的梦幻境界；故意追求痛苦；或者将知觉与遗忘、生与死之间的界限作一定的缝合。但是他醉酒常常是为了排遣痛苦与羞辱，更明显的是为了需要柔情蜜意，他发现除饮酒外，几乎是不能寻找这种感情的。许多年以后，在他一生中最暗淡的时期之一，他接受了一系列的震击疗法之后，大夫发现他几乎象孩子般渴望着爱情。

    他对环绕着父亲醉酒的场面的更直接的反应就是疏远父亲而与母亲亲近。在他的小说中，他将同情与正义熔为一炉，是其特色。甚至对他小说中最可怕的坏蛋，如《圣殿》中的波伯依，《八月之光》里的柏奚·格林，他在处理时，也给予相当大的同情。对于几乎是失败了的人们，他表现得特别充满了恻隐之心。然而在他青年和成年后不久的时期，他最同情母亲，在正义上最支持父亲。他叫父亲“先生”，表面上保持尊敬，但是他认为他是个苦恼的失败者和笨人。他理解将“蛇唇”这个字眼加以指摘和拒绝的意义，他知道他父亲不但认为他懒，而且觉得他怪，——显然太象他的母亲，太沉迷于诗歌——他从而找到了表达他常常秘而不宣的指责的方式。一天傍晚，他坐在门口，轻蔑地回答他父亲提出的最后建议中的一个建议。穆里·福克纳听说他的儿子同他曾祖父一样，现在抽烟了，就递给他“一支好烟”——一支雪茄。威廉接过了雪茄，回答道：“谢谢你，先生。”然后伸手从衣兜里掏出烟斗，将雪茄一分为二，塞进烟斗，点燃了。他父亲瞅着他，一言不发，然后转过身，走开了。他儿子回忆说：“他决不再给一支雪茄。”穆里·福克纳终其一生也不读他儿子写的任何东西，其部分原因兴许是他知道他会在书中发现什么。威廉·福克纳在其第一部小说《坟墓中的旗帜》里，直接取材于这个家庭的传说，他不仅将这个家庭的衰落作为这部书的主题，他还把前后不一的生活中的萨多里斯双胞胎的角色分配给他的父亲。老二约翰·萨多里斯名字鲜为人知，他生活只是为了这个家延续后代。”他于一九○一年逝世，即在穆里·福克纳从里朴莱搬到奥克斯福之前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