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最初几个月里，福克纳时作时停地对《坟墓中的旗帜》作修改，还进行了其他活动。他开始写几个新故事并接受了一些偶然的零活，通常是作油漆工。有一两次，他给一些大厦的屋顶、房屋和招牌等上油漆；有一两次，他甚至给铜号上漆。在这些月里，他还把《希望树》的稿件作为第二次献礼，“以表示对苦命儿童的怜悯与同情”。他多次将他的神仙故事讲给马加芮特·布朗听；他几年前就知道她是某个家庭的最小的孩子。现在她身患癌症，濒于死亡。每当她想听这个故事时，他就希望她的父母能把这个故事读给她听。然而似乎任何事情都不能有助于福克纳，不管是写作，或是临时工作，或慈善行为都无济于事。失败对他来说并非新鲜事；他一直经受着某些失败，而且预料还要经受更多，他竭力准备防御以减轻痛苦。但是他现在感到的失望很厉害，没有谁能够分担它。虽然他仍然亲近母亲，他知道她的忍受决不会成为抱怨，他宁可让自己独自经受失败。这几年来，他和他父亲的关系已经缓和了；现在他觉得作一个失败的儿子并没有那么耻辱；而他的父亲却感到更没有勇气当一个“浪子”的爸爸了。但是穆里·福克纳没有与别人一块儿去分担他的失望，也没有要别人和他一道去分担他们的失望。
因为不同的原因，福克纳也发现他难于无拘束地与菲尔·斯通或爱斯蒂尔·佛兰克林谈此事。自尊常常使他难于表示他需要温情。现在他和菲尔与爱斯蒂尔的关系都已变得紧张起来。在写作《坟墓中的旗帜》过程中，他已经注意到和菲尔已经完全破裂了，显然这是因为他认为，菲尔正试图命令他应当写什么。随着《旗帜》的写完，他感受到菲尔同他一样对他有着高度的希望，因而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减轻了。但是他不愿意让菲尔分担他的失意和失败。他从来也没有感觉到他和爱斯蒂尔的关系比现在更不稳定的了。她的离婚很快就要办完，他知道她在考虑他要娶她。他曾经不断定期地去瞧她。奥克斯福的人们对此已议论纷纷。然而他认为他可能与另外什么人恋爱。一九二八年初，他给巴马姑祖母写了一封信，谈到他修改《旗帜》的努力，也提到了对《蚊群》的评论。他也谈到了一个女人，他没有提她的名。“我们都希望你能（解囊相助）。我有一件事情——一个人，我的意思是——让你见见，假若你愿意见的话。自然，她是个女人。我希望你看见她能够被她极其迷人的魅力所惊讶，被她非常漂亮的外表所吸引。她象一个可爱的花瓶??虽然她好些天才过来看我一次。我的天，由于我没有钱，否则我就娶她了。因此你知道，甚至贫穷也得照应着自己哩。”因为福克纳的可爱的花瓶仍然没有名字，就不能知道他的意思是指谁。但是因为巴马姑祖母很久以前就见过爱斯蒂尔，显然他的意思并不是指她。在这封信里也没有讲明的是除贫穷之外，他和他的新恋之间所存在的障碍。假若他对他的可爱的花瓶的迷恋使他不能毫无保留地信赖爱斯蒂尔的话，那么他对爱斯蒂尔的责任感大概会使他难于去信赖另一个女人。他感到一刀两断的话，就找不到人来帮助他排遣自己的失意与怀疑，他变得内向了。只是这么下去，消度时光却成了一个问题。在有空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喜欢唱多愁善感的歌，想到他会怎么死，或者怀疑他可以在什么地方被埋葬。“总之，你知道，”他对一个朋友说，“他们可能将你放在松木盒里，几天以后，你就会生虫。在一、两天内，有人会哭泣。之后，他们就会把你全然忘记。”
不久，他在写作名叫康普森的某些孩子们的故事。引用W·C·汉迪的《圣·路易斯·布鲁斯》的一行，他把其中的一个故事命题为《夕阳西下》。他把另一个故事命题为《公道》。这两个故事都是以他自己的童年时期的回忆为基础的，它们都是关于肤色黑的儿童的故事，这些儿童勿需适当的配角或几个适当的主持者就可以预报凶事。在《公道》的结尾，他描述一些孩子“从厕所里的一个奇怪的、模糊的、凶险的吊架下”走过去。他对几个康普森孩子施展想象力时，开始对他们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正处于儿童时期的末尾和开始懂事的韶华，如散见的评论所表明和如深刻的反响及对康普森的几个故事的创作所证实的：那是一个对他来说，特别严酷的时期。“艺术使我们回忆起我们的青春，”费尔柴尔德在《蚊群》中说，“当时风华正茂，生活不需要她因为你认为她美丽就经常为你把她的脸抬起来。”福克纳后来注意到他的女儿接近青春期时，说：“时间过得真快。这是童年的结束。她将长成一个女人。”康普森孩子们常常是看见东西不理解，对事情的感觉也不能表达。在《公道》里，当他们周围的薄暮的斜辉沉下去的时候，他们的世界开始暗了下来，失败、惊愕和沮丧几乎变成了他们所共知的感觉。
